1999年腊月二十三,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里灯光炽白。彩排刚开始,那位穿灰色棉袄的老太太忽然捂了胸口,身边导演低声问:“赵老师,要不要休息?”她摇头,慢慢坐在道具箱上,目光飘向空中,像是被拉回了三十多年前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此刻的她正回想起那场因为“没文化”而放弃的接见。
时间拨回1963年3月初,人民大会堂东门口红地毯铺得笔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机位早早定好,一切只等毛主席与几位文艺工作者见面。名单上写着“新凤霞、赵丽蓉”等人,可临到出发,赵丽蓉却把通知单压在小木箱底,她说什么也不去。搭档新凤霞急得直跺脚:“老赵,这可是天大的荣誉!”赵丽蓉低声回道:“凤霞,你能代表咱行,我离开舞台嘴笨,万一说岔了,岂不是惹事?”不到二十个字的对话,却把她骨子里的自卑写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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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接见依旧隆重。主席握着新凤霞的手,忽然笑问:“你身边的三仙姑没来?”新凤霞把赵丽蓉的原话复述过去,主席听完先点头,接着说了三声“好”,声音不大,却让在场人全记了一辈子。有人后来回忆,那三个“好”一是夸戏好,二是夸人谦虚,三是鼓励进步。
赵丽蓉为何如此介意“没文化”?得从她的童年说起。1928年,她出生在天津卫的穷人家,是家里第八个孩子,乳名“老爱”。第二年大旱,她随父母逃荒到沈阳,父亲给戏班演员梳头,她在后台乱转。四岁,被评剧名伶芙蓉花抱上台跑龙套;八岁,已能登台唱两句《花为媒》;十二岁拜鼓师马金贵学艺;十五岁单挑整折子戏。扎嗓子,顶水盆,踏冰面,她一关没落下,可识字却始终没补齐。苦、累、冷,她都不怕,就怕提笔写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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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跟着剧团辗转来到北京。1952年进入军委实验评剧团;同年,第一次与新凤霞配戏,一个青衣、一个彩旦,台下观众笑声一片。年纪轻轻的她并不顺风顺水。1953年在新凤霞撮合下嫁给大学生盛强,六年后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两个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老母亲挤在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白天排戏,晚上挑灯缝衣,生计艰难却从未误过一个场次。
进入六十年代,评剧开始走向银幕。《花为媒》《小二黑结婚》陆续上映,赵丽蓉那张质朴却机灵的笑脸被送进千家万户。她本有机会借主席接见一飞冲天,却选择隐身幕后。有意思的是,拒绝没有换来冷遇,反而让人对她更添敬意。此后数年,她依旧在剧场里踏踏实实演出,只偶尔听新凤霞提起那天的“三声好”,像是一把无形的勉励,鞭策着她琢磨唱腔、打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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