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理性”到“核心本质”，德以“特殊关系”变了吗？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昭 东 本报记者 郑 璇
编者的话：12月7日，德国总理默茨结束上任7个月后才对以色列进行的首次访问，并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长期以来，德国因为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带来的“特殊历史责任”而对以色列采取坚定支持政策，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更是用“国家理性”一词来描述柏林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然而，此前因为加沙冲突的持续和国际舆论的变化，默茨政府对以色列提出直接批评，并一度暂停部分对以军售。值得注意的是，默茨此次访以并未使用“国家理性”来描述德以关系，而采用了“核心本质”的说法。这只是修辞的改变，还是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变轨？当历史之重面临现实之痛时，德以“特殊关系”能否持续下去？
“一个颠覆历史的时刻”？

据“德国之声”等媒体报道，12月6日，默茨抵达以色列，首次以德国总理身份开启他上任后的首次访以行程。此行不足24小时，被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为旨在“寻求修复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默茨的前任朔尔茨在就职约3个月后就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且是直接飞往以色列。与朔尔茨不同的是，默茨此访是上任7个月后才进行的，且他先飞往约旦，在安曼会见约旦国王后才前往以色列。

与默克尔等前任一样的是，默茨承认德国对以色列的生存权负有特殊责任，但他没有使用德国政界广泛使用的“国家理性”一词。他在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道，德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两国关系中不可动摇的“核心本质”。在与以总理以及总统的会谈中，默茨同样使用了这个词。同时，他承认巴以冲突使德国陷入“两难境地”。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强调德国也有义务坚守“人类尊严”和“法治”。

因为纳粹德国在大屠杀中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德国政府认为自己对以色列负有特殊责任，这使得以色列的安全和存在成为德国的“国家理性”。德国新闻平台“Table Media”称，从“国家理性”到“核心本质”，默茨力求对两国关系进行新的解释。该媒体认为，默茨放弃使用“国家理性”这一表述背后有着务实考量，他认为这将赋予德国在对以色列问题上更大的政治灵活性。以政府一些极右翼成员公开鼓吹吞并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默茨表示，不应采取任何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措施，“任何正式的、政治的、结构性的、事实上的或其他任何构成吞并的措施都不应采取”。他还表示，希望未来在决定何时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意味着军事支持、何时又不意味着军事支持时，德国能够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德国多个政党提出类似要求。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萌萌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家理性”到“核心本质”，默茨虽然更换了叙事方式，但两个说法的内容本质未变，都意味着战后德国对以色列负有历史性的特殊责任和义务。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默茨此访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德国今年8月宣布暂停部分对以军售，虽然这一禁令已经被取消，但对于长期宣称以色列安全为“国家理性”的德国而言，这一举动着实令人震惊；二是德国在本国部署了以色列“箭-3”式导弹防御系统，这不仅是德国与以色列进行的防务贸易，更是一个“颠覆历史的时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2月7日直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德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以色列的防务努力，“但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在大屠杀结束80年后，正在为德国的防务工作”。“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以色列和德国关系的转变了。”《耶路撒冷邮报》写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将此解读为，以方认为目前的安全依赖关系已发生逆转：柏林在安全上更需要以色列，而非相反。

德国是继美国之后以色列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至2023年间，以色列主要武器进口的30%来自德国。不过，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期报道称，柏林现在已经形成对以色列的情报依赖。今年10月，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在柏林被捕并被指控密谋对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称，此次抓捕之所以得以成功实施，主要得益于它在欧洲各地开展的“大规模行动”。

“两国关系既动摇又加强”

“默茨作为德国总理首次访问以色列，正值两国关系既动摇又加强之际。”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本轮巴以冲突使双方关系紧张，但德国近期在柏林附近部署“箭-3”式导弹防御系统后，德以关系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默茨此次访以传递的总体信息是尽管两国在加沙冲突和“两国方案”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德国对以色列负有持久的责任，那么内塔尼亚胡关于“箭-3”式导弹防御系统的表态，则强调的是两国“交织在一起的命运”。

在今年5月德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之际，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发文回顾称，德以正式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走向和解。多年来，德国和以色列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不仅在政治领域，也在文化、科学和商业领域。城市合作和青年交流活动将两国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1951年秋，联邦德国（西德）正式承认其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罪行负有责任。一年后，联邦德国承诺向以色列提供物资作为补偿。当时，年轻的以色列正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生存而苦苦挣扎。

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表示，对以色列而言，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摆脱被孤立的一种途径。对联邦德国而言，这是一个向世人证明其已与纳粹意识形态决裂的机会。1965年5月12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与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据“德国之声”报道，2008年3月，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时提出“国家理性”这一说法。她表示，在自己之前的每一届德国政府和每一位德国总理都致力于履行德国对以色列安全的特殊历史责任，“德国的这一历史责任是我们国家理性的一部分”。

德国《明镜》周刊称，自17世纪被传入德国以来，“国家理性”一词的确切含义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主题。许多人认为，这是在呼吁政治领导层将国家利益置于法律和道德等考虑之上。有学者表示，“国家理性”指的是一个基本的、不可协商的概念。“这个词意味着，德国的存在与以色列的安全息息相关。”德国《明镜》周刊写道。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教授马萨拉此前对德国电视二台说，这个说法意味着如果以色列的存在确实受到威胁，那么德国将有义务“积极保卫”以色列——这意味着直接军事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国家理性一部分”的观点在德国引发较大争议。据英国“中东观察”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曾表示，默克尔提出了“一种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可能产生极其严重后果的想法”。这一主张经常被用来为德国的对以外交和军事支持辩护，而不管以色列的行为如何。

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德国领导人重申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然而，随着冲突的持续，人们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越来越怀疑。英国“中东观察”新闻网称，今年8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德国人反对政府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根据这项调查，只有10%的受访者完全同意“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这一长期存在的政治主张；69%的人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应以国际法和普遍人权为指导，而不是以与以色列无条件结盟为指导；65%的人认为以军在加沙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因为民意的变化，默茨也不时对以色列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今年8月，德国一度对以色列实施部分武器禁运。德国《明镜》周刊此前评论称，默茨的言论是对以色列的“渐进式疏远”。不过，黄萌萌认为，德以正在修复关系。目前默茨没有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德国，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解除对以总理的逮捕令，所以出于国内外压力，默茨仍要谨慎恢复对以关系。不过，随着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及美国政府主张赦免内塔尼亚胡，默茨立即访问以色列。这表明随着国际形势改变，德以两国已步入“渐进式复合”阶段，“当然，前提是加沙不会再爆发冲突”。

“应考虑保持批判性团结”

“我们为与德国的联盟感到自豪，高度重视两国深厚的友谊以及德国对以色列安全与繁荣的贡献。”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此前表示，除了美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为以色列作出如此多的贡献。《耶路撒冷邮报》强调，对以色列来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比德国更重要。德国反对欧盟的各种对以制裁提案。此外，德国还一再反对将以色列孤立起来的行动，包括最近禁止以色列选手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行动。

有观点认为，德国和以色列目前虽是战略同盟，但分歧也很明显。默茨在此次访以期间表示，德国坚信在以色列旁建立巴勒斯坦国是通往未来的最佳前景，但是内塔尼亚胡当场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有声音呼吁德国应该重新调整对以政策。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5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德以关系极其复杂，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一种基于事实和反思的方式构建两国关系。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德国应该考虑与以色列保持批判性团结，柏林应始终捍卫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安全，但真正的伙伴关系要求具备开放和批判性参与的能力。
在欧洲多国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背景下，默茨此访再次重申德国目前不会这样做。他表示，“两国方案”只能在谈判结束时达成，而不是一开始就出现。这是否会影响欧盟的中东政策？黄萌萌对记者分析称，中短期内，在欧盟成员国、以色列以及国际社会三重压力下，德国在承认巴勒斯坦国问题上仍将保持战略模糊，主张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应该说是欧盟整体立场将影响德国对巴勒斯坦的立场，而非德国主导塑造欧盟中东政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