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用血换，俘虏不收留：敌后最苦根据地，如何打出最凶战绩？

提起抗战中最坚韧、最让日寇头疼的八路军队伍，许多人会想到在太行山、沂蒙山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等主力部队。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华北平原的东北角，在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这些敌人重镇的眼皮子底下，活跃着一支被日军档案称为“华北危害最大”的劲旅：冀东八路军。塑造这支钢铁部队灵魂的，是一个被敌人敬畏地称为“李云长”的人：司令员李运昌。

李运昌

你可能不禁会问：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几乎无险可守的绝境中，李运昌凭什么能站稳脚跟？ 面对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和“无人区”，他是如何带出一支作风如此凶猛强悍、让关东军都屡次栽跟头的部队？ 这支孤悬敌后的队伍，又是怎样在他的带领下，不仅生存下来，还唯一一支在抗战时期就“打回东北”的？

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必须走近这位面庞温雅、却心如铁火的传奇将领，看看他如何在炼狱中锻造出一柄刺向敌喉的利剑。

李运昌是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投身革命洪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家乡，领导冀东地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8年夏秋之际，他领导发动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冀东抗日联军，任司令员，率部打击日伪军，扩大了抗日的影响。不久，这支人民军队成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的一部分。

冀东抗日联军

要理解李运昌和冀东八路军的独特作风，必须先看清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绝望的战场。

冀东根据地，被日伪重镇环伺，是真正的“四战之地”。这里没有稳固的大后方，没有连绵的群山掩护，补给线更是无从谈起。正如李运昌和战士们切身感受的：每一颗粮食，每一发子弹，几乎都要用战友的鲜血从敌人手中夺取。

战斗对他们而言，不是军事任务，而是生存本身，是你死我活的呼吸。

正是在这种极端压力下，李运昌塑造了部队带强烈复仇色彩的、决绝的生存哲学。

日军在冀东的暴行罄竹难书。他们制造了潘家峪、潘家戴庄、鲁家峪等惨案，形成众多“无人区”。里面村庄尽毁，百姓遭屠。面对这血海深仇，李运昌的名言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鬼子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我们绝不能做东郭先生。”

因此，冀东八路军有一条冷峻却现实的规定：不收容日军俘虏。“自己都吃不饱，哪有多余的粮食去养活敌人。”

冀东八路军

甚至在处理必须处决的罪大恶极者时，李运昌考虑的是“节约子弹”。

也正因如此，日军对李运昌的恐惧深入骨髓，悬赏他的金额高过任何八路军将领，甚至不敢直呼其名，敬称他为“李云长”，视若关公再世。

那么，李运昌是如何将这种决绝的生存意志，转化为让强敌胆寒的作战能力的呢？

答案在于，他将超乎寻常的胆魄与灵活机动的战术结合到了极致。

在他的指挥下，冀东八路军上演了一幕幕堪称战争奇迹的活剧。

翻阅日军战史，那些令人瞠目的记录恰恰成了李运昌军事才能的最佳注脚。

冀东八路军在战斗中

他敢打常人不敢想的仗：在抚宁马家峪，他部下的300多名战士，竟主动向兵力十倍于己的日军关东军一个完整联队（3800余人）发起攻击，并重创敌军，打得对方“伤亡惨重，遍地的尸体都来不及掩埋”。

他专挑精锐的敌人打：在盘山白草洼，他将号称“胡子兵”、由十年以上老兵组成的日军武岛骑兵中队干净利落地全歼，“无一漏网”。

他能在硬仗中打出歼灭战：在黄土坎，面对配备7辆新式坦克、气势汹汹的1500多扫荡日军，他指挥部队硬碰硬激战十余小时，将其中一路500余人彻底消灭，“拉尸体的卡车就有20多辆”。

李运昌的指挥风格，完美诠释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原则。他不仅敢于主动出击，更追求彻底歼灭，以此最大程度地震慑敌人，补充自己。

正是这种凶猛而高效的战法，使冀东根据地在敌人的反复绞杀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逆势扩张。到1944年，其范围已跨越长城，直抵热河、辽西，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千万，成为全国唯一在抗战时期就成功“打回东北” 的部队。

连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在精心策划大扫荡却惨败后，也不得不哀叹：“对冀东八路军要重新认识！”

这份“认识”，正是李运昌用无数场出奇制胜的硬仗，一拳一拳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