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之争，且看儒家儒家思想如何沦为政治斗争的利器。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提到，在君主集权的时代里，所谓的忠孝两全，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君主个人的私欲。对于小君来说，这种忠孝难两全的困境，不过是揭示了帝王的自私罢了。

然而，讽刺的是，忠与孝虽说往往成为集权帝王统御臣民的武器，但在某些时候却也暴露了君主集权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就例如明嘉靖年间那场大礼议之争中，孝道已经不是儒家口中那至纯的孝，他成了新君与旧臣之间权力博弈武器。聪敏的嘉靖皇帝将孝道这一儒家的核心价值作为了自己对抗群臣的武器，他敏锐地将政治斗争包装成了维护人伦亲情的到的斗争，使得他在舆论上占据了有利的优势，使得文官集团们即便使用“大礼”这个大帽子来压制他，也让文官们口中的“孝道”显得那么不近人情且僵硬刻板。

可以说，大礼议事件无疑是有明一朝的重要政治事件，君臣有来有往争争执不休的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却显得有些荒谬，因为嘉靖说什么都不肯松口的为题，不过是为了证明：他爹确实就是他爹。为了这个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毫无争议的问题，嘉靖皇帝与文臣了居然就这么闹了一辈子脾气。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南巡在清江浦落水后，居然于半年后猝死，麻烦的是明武宗几无子嗣又无同胞兄弟。于是大臣们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选择了武宗的堂弟，便是明孝宗的亲弟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接任帝位。

但让群臣每想到的是，新皇居然给文臣们出了一道难题：他要认自己的父亲为父亲。或许我们现在会觉得，这不是很合理的要求么。然而，这个要求却与皇位继承的宗法秩序产生了矛盾。

为了确保继承大统的纯正性，嘉靖皇帝是以“兄终弟及”的原则，作为明武宗的后嗣继承皇帝位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先过继成为明孝宗的儿子，然后再以明武宗亲弟弟的名分名正言顺的继承皇位。这么一来，继承帝位后，嘉靖只能称明孝宗为父亲，而自己的亲爹则成为了他的叔叔。

于是，嘉靖怒了，凭什么当了皇帝后反而亲爹都不能认了。在嘉靖看来，他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直接继承堂兄武宗的皇位，而不是作为孝宗的嗣子。他的皇位来自祖训“兄终弟及”，而非孝宗的“恩赐”。因此，我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父母。且嘉靖认为让自己认别人为父、称亲生父母为叔婶，是违背人伦的“伪孝”。

于是，双方各执己见毫不退让，一场影响深远的大礼议之争便就此拉开。

其实，表面上看，这是儒家思想体系中“孝”与“忠”的矛盾，是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不可调和的争端。对于文官集团来说，政治伦理的“忠”大于家族伦理的“孝”，但对于嘉靖来说，“孝”才是“忠”的基础。人伦之孝都做不到，又谈何对国家之忠。

事实上，这件事也暴露了产生于封建宗法社会的儒家思想内部的“孝”和“忠”的原则矛盾。而这种矛盾则在秦汉之后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权制的背景下，被有意的激化和利用了，最终演变成一场旨在强化个人绝对服从皇权的政治博弈。而有意激化和利用这个矛盾的人便是嘉靖皇帝。

毕竟，嘉靖皇帝作为外藩继承皇位，在朝中可谓是毫无根基。而杨廷和等老臣则在朝中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因此嘉靖皇帝即位后及后可能被架空而成为文臣集团的傀儡。因此，聪明的嘉靖皇帝便有意借用大礼议之争来测试群臣的忠诚度，并有力地打击朝中地旧有势力，快速地建立自己地权威。

因此，他通过支持张璁、桂萼等“议礼派”下级官员，成功地分化了文官集团，打击了以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元老。最终，杨廷和罢官，数百名官员在左顺门事件中被廷杖、下狱、贬黜，旧有的权力结构被彻底摧毁。可见，嘉靖口口声声维护地孝道已再是单纯的家庭伦理，而是被工具化为政治斗争的利器罢了。

但从大礼议之争也可以看出，在绝对的君主专制下，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其内部的各个原则也可以被皇权随意取舍和工具化，最终服务于巩固权力这一终极目的。这不仅是制度的矛盾，更是意识形态在极致权力下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