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精神科医生的60年：写在“宛平南路600号”

　　“人们把60年的婚姻称为‘钻石婚’，那我和精神科的结缘也算是‘钻石婚’了。”在自序里，王祖承写下与精神科的“情缘”。他表示，这是一本关于“宛平南路600号”的回忆录，也是一封“长达60年的情书”。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曾因地址为宛平南路600号被戏称为“600号”。今年，恰逢“600号”建院90周年，由王祖承执笔、陈智民整理的书籍《宛平南路600号：我做精神科医生的60年》于10月出版。在书中，王祖承回顾了自己于“600号”度过的六十载岁月，将个人故事融入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长卷。

　　近年来，“600号画廊”的举办、“精神饼”等文创的推出也为公众开启了一扇了解精神病的“窗口”，“宛平南路600号”不再只是一家医院，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心灵地标”。

王祖承与妻子的合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用60年成为精神病学的“信使”

　　王祖承是主动选择精神科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令人费解”。20世纪60年代，社会上对于精神科乃至精神科医生都存在偏见。“在大家当时的认知里，这项工作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挨骂挨打是家常便饭，说不定自己会被‘传染’精神病，或是因整天与精神病患者、医院环境打交道而变成‘怪人’，与社会脱节。”王祖承回忆道。

　　但当真正走近、深入精神病学，他发现“原来这是一门有趣的学科”。1962年，王祖承进入临床课程学习，由严和骎和顾景顺两位老师负责精神病学大课内容讲解。“严和骎老师讲课认真、踏实，表达内容清晰、很有条理，对精神病知识介绍由浅入深。顾景顺老师讲课的状态像在‘说书’，兼带表演，绘声绘色，形容精神病状时更是非常贴切。”这让王祖承“开阔了眼界”。

　　1963年实习时，他在病房里接触到一位30多岁的女患者，她是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之一，在文艺创作上才华横溢，给王祖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天才与精神障碍仅一纸之隔。”他在书中写道，“当心灵发生疾病时，那么复杂，又那么奥妙。”在这样引人入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下，王祖承渐渐喜欢上了精神病学，并“耕耘”60年，成为这门学科的“信使”。

　　谈及自己始终保持热忱的原因，王祖承表示“环境的塑造很重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优势在‘人和’，这让好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他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在岗的医生有330名左右，这么多人团结在一起，以优秀医生为榜样，取长补短，形成了非常好的氛围。”王祖承说。

　　与此同时，“人和”还体现在“老带新”的传承。“我很喜欢跟年轻人交流，他们的想法帮助我调整认知，也能够启发我。有几位年轻人主动帮我做公众号，正因他们的推动，我才写了这些文章，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相互促进。”王祖承表示。

　　陈智民便是其中一位年轻人。除了帮助王祖承整理著作，他还负责“王祖承精神世界”公众号运营。于他而言，王祖承既是“同路人”，也是“引路人”。

　　“我很敬佩王老师。”陈智民表示，“他无论在学术还是人格上都有非常大魅力。我们相识10年，他给予我很大帮助，我一直心怀感激。我很喜欢王老师的文章，他用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真实的故事，文字间流露真情实感。在阅读时，我能感觉到与王老师心灵相契，也觉得这些故事很值得写成一本书。”

　　基于这样的“羁绊”，陈智民花费了半年时间整理、约稿、修改，最终让这本凝结了王祖承数十年心血的书得以“面世”。

讲课中的王祖承与刘贻德教授（2000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开启一扇“窥见心灵的窗口”

　　“很多精神疾病至今仍是谜。比如幻听的幻觉从哪来？心脏、肝脏、脾脏的功能我们都了解，但大脑到底怎么运转还需探索。”王祖承表示。作为一类复杂的疾病，精神病要真正得到大众理解，还需一扇走近它的“窗口”。

　　“讲故事很重要。”王祖承说，“我的公众号不写科普，而是写小故事，从细微处入手。我把专业名词、理论去掉，从普通人的角度看，从外行人的角度写，人们更容易感兴趣。”

　　在书中，王祖承记录了38个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包括“皮肤里钻出了虫子”“白毛女”“做和尚”等。王祖承认为，每位患者都是一本故事书，蕴含着痛苦与思考，能启发人生，值得深入探索。数十年来，他一直怀着对患者命运的关切，从其内心体验出发去分析精神症状的规律，在实践中领悟了雨果所言：“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心。”

　　除了用故事“贴近”公众，近年来，“600号画廊”的举办、“600号艺术药丸T恤”“600号咖啡”等文创的推出也让人们拨开迷雾，逐渐认识真实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在2019年创办的“600号画廊”中，众多精神病患者的画作被收集、展出，他们用绘画的方式与世界“对话”。“人类需要精神交流，患者也是如此，而文学艺术是精神交流的桥梁。”陈智民表示，“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绘画的门槛相对较低。大多数精神病患者的语言和思维功能会受病情影响，从而阻塞正常的表达渠道。但绘画无需借助语言，他们可以仅凭个人感受让无意识的情感抒发直接体现在画作中。”

　　参与“600号画廊”创办的经历让陈智民认识到，站在艺术与医学的交叉路口可以开启一扇新的“窗口”。“大众对精神病学有两种误解，一种是污名化，一种是过度浪漫化，这两种都不对。”陈智民说，他希望在艺术与医学中间做一个“黏合剂”。

　　“艺术与精神障碍其实关系密切。”他认为，“精神障碍是人类生活中异常的现象，文学艺术也是非凡、少见的。当一个人的精神从多数走向少数，他（她）可能同时也走向一条通往艺术的道路。”在陈智民看来，精神障碍和文学艺术是同一条路上“被放逐”的难友，它们都从中心走向边缘，从主流走向非主流，途中互相扶持、互相促进。基于这一理念，“600号画廊”作为精神病学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被搭建起来。

　　但“600号画廊”只是一个开端，陈智民心中有一个宏伟的蓝图。在未来，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艺术博物馆。“画廊空间有限，很多朋友来了只能看到这次展览，以前的精华都看不到。”陈智民说，“分院闲置的老楼房本身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如果利用它们来办艺术博物馆，能有更大的空间，也可能复制‘600号画廊’的成功。”

　　“另外我们还想做一个精神病学展区。”陈智民补充道，“精神医学的历史其实非常有趣。”

精神病患者的“发明创造笔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录一段“心灵健康守护史”

　　“精神病人过去不受重视，甚至受到歧视。因为精神病往往表现阴暗面，令人反感，比如嫉妒、被害妄想、家庭冲突。正因为这样，精神病人、医生、医院都被边缘化。”王祖承告诉记者。

　　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上海率先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病防治“上海模式”：首先，开展社会调查和流行病学资料分析，摸清患者的病情和分布；其次，在各区县培训精神医学人才；最后，在每个区设立一个精神病防治站，分门别类地收治所有流浪精神病患者。“当时上海有20余家区、县精神卫生中心，10余所康复站，再加上各地小型的日间托管所，形成了一张精神病防治网络。”王祖承说。

　　相关条例的出台也奠定了精神卫生发展的法律基础。2001年，《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出台，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的法律空缺。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出台，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精神卫生事业上的里程碑，”王祖承表示，“自此中国的精神卫生发展状况大幅改善，把病人关在破庙、破房子里的情况没有了。”

　　历经六十载，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面貌已焕然一新。但展望未来，精神卫生事业发展仍面临挑战。“相较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的精神卫生人员还不够，尤其经验丰富的人员还不够，所以正加速培养。”王祖承表示。

　　同时，陈智民指出心理治疗方面存在发展不充分的情况。“现在轻症患者越来越多，他们不太适合用药治疗，更适合心理治疗，但是资源没有跟上。”陈智民说，“目前整体以重症患者的封闭性治疗为主，对于轻症患者的开放性治疗仍显不足。”

　　近年来，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王祖承也关注到这一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比如青少年“茧居”（青少年长期自我封闭、回避社会活动且脱离就学就业——记者注）。“我们现在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一个解决一个，不能广泛、系统地解决。新问题不断出现，精神卫生也在不断适应。”王祖承说。

　　怀着对精神卫生事业的热忱，尽管已年逾八十，王祖承仍“退而不休”。“我现在不定期还会到医院参加病人组织的活动，我们叫‘生活保健交流’。患者有什么问题，我都一一解答，同时我也参与疑难病例的讨论。”王祖承表示。

　　在书中，王祖承多次提到粟宗华教授留给后人的名言：“精神病患者的病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但医生的使命是让每滴血泪都成为重生的证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王祖承还将继续践行“使命”，并致力于让“600号”的精神薪火相传。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