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上海 “代号 X” 间谍落网的背后，真相让人意外（一）

1950年12月1日，上海。

就在昨天午夜，华东公安部华东特案组特案组长焦允俊和副组长郝真儒被紧急喊到特案组办公驻地，原来上级接到一份绝密情报，情报的大概内容是：有自称“X”的不明身份之徒与台湾的特务机关联系，要筹划组建一个成员达上百人之多的匪特武装组织，自称是“品字三方会”。目的是配合蒋介石利用朝鲜战争发动的“反攻大陆”计划，而自称“X”的特工向台湾“国防部二厅（军统）”主动提出请求，愿意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并组建“品字三方会”。

华东公安部以及华东特案组高层认为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指数比较高，因此上级要求特案组长焦允俊迅速破坏并缉拿代号“X”的特务头子和他的组织。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华东特案组虹桥路驻地，以焦允俊为首的七名警察及内勤钟思捷齐聚会议室，来共同商议如何破案。焦允俊首先把情况简述一遍，但“X”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几个人却不得而知。至于活动范围只知道是在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三角一带，至于其他则一概不知。

特案组一共七名特工，除了焦、郝两个领导，另五位是支富德、沙懋麟、张宝肾、孙慎言、谭弦。能够成为华东特案组的高级特工，可想而知都是地下党出出身，但面对如此复杂案件，真的是很难侦破，用支富德话来说就是：“这让咱们怎么调查呢？”

虽然特案组不知道情报的来源，但基本上都认为这条情报很有可能是潜伏在台湾的情报工作者提供的。按照规定，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工作者，都是根据自己所接受任务的类别收集情报的，如无上线领导的指令，即便遇到很有价值但非自己分工范内的情报，也不会越界伸手。否则，那就是违纪。

当时，华东公安部高层事先已经对这份情报进行过详尽剖析，上级昨晚召见特案组焦、郝二领导时，使用了“匪特”这个词汇。所谓“匪特”， 是当时我方相关部门内部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自创词汇，其意思是指这些人原是土匪身份，在解放前后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搭上关系，接受特务组织的领导，由特务组织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其所有行动都是为特务组织的目的服务。

特案组侦查员据此分析认为，那个“X”要想在上海、杭州、南京这么大区域内联络同伙，组建“品字三方会”，要付诸实施，那需要耗费的精力、财力以及工作量将是巨大的，所以这个“X”应是数名骨干分子的组合，是这个“品字三方会”的核心领导层，其身份应是曾经活跃在长三角区域的土匪或江匪、湖匪当中的头目，还有一种可能是，在解放江南的战斗中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特务，以及逃亡的恶霸地主等骨干组成的特务组织。至于“X”计划召集的上百名团伙成员，其成分基本上就是兵、匪、特的组合。

其次，“X”将采取何种方式组建“品字三方会”。特案组成员推测，现在全国基本已经解放，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更何况如今广大人民群众都已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群防群治，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那防范意识不是一般的强。由此可以判断，“X”虽己开始组建团伙，但是距离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具体联络方式上来说，“X”首先要前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与以往的同伙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将发展成员的任务下达给对方，由对方负责在其所在区域发展成员。这种活儿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完成的。何况要拜访的对象还不是一个两个。若是进行“X”那样的“大事业”，难度就更大了，其拜访的那些对象中有不少人迫于新政权的压力，前往公安机关作了登记，已经被列为内控对象，“X”之流若是贸然登门，说不定就被群众举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形成了一个共识：“X”一伙为了达到目的，其“核心”成员最近肯定会频频出动，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外埠旅行。关注到这一点，就能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发现线索。当时政府对于流动人员是非常注意的，公安局、派所经常接到群众报告称发现特务，连小学生也学会了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跟踪。

由此引申，大家认为从邮检、派出所临时户口申报、辖区居民外出旅行以及在押人犯最近的动态的关注等有助于获得相关线索的渠道。正议到这儿，负责会议记录的内勤钟思捷忽然举手表示，我这儿有个情况要反映，再就是我想稍稍离开一下可以吗？”

主持会议的郝真儒点头同意：“那就暂时休会，大家也休息一会儿。”

那钟思捷要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原来今天一早她起床后，因为她不是特案组成员，所以无需参加晨练，于是她就把华东公安部专职机要员一大早送来的那包邮件打开，分门别类作了处理。根据职能分工，她有权拆阅其中几份机密邮件，并必须在午前把邮件简况向焦允俊汇报。

由于蒋瑛临时有事叫她过去相帮，今天她只拆阅了那份每天都必须首先开拆的《敌情通报》，她把文首的“简况摘要”浏览了一遍。凭着过硬的记忆力，小钟就可以把内容梗概向领导进行汇报了。

刚才在会上，她负责记录大家的发言，听到决定采取的诸条调查措施时，马上联想：《敌情通报》中提及的一个情况：前天，松江县政府因市政工程需要，临时向县看守所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前往本地醉白池公园劳动，其间，发生人犯袭警脱逃事件，导致两名警察不幸牺牲，案犯脱逃，现正警方在追捕中。

案犯名叫曾涉川，系太湖惯匪，三天前在乘坐沪杭段列车时与旅客发生争执，曾涉川将对方打伤，被闻讯赶到的乘警扣留。火车松江站停车上下客时，曾涉川及随行旅伴史某一起被移交松江警方。按照惯例，在未曾确认被扣押者的身份时，派出将其寄押地方看守所。当时，曾涉川并未暴露其惯匪身份，本人还具有嵊泗县的居民身份证明，其殴斗后果不算严重，而且地方上无权处置，看守所就按照规定收押了。

11月29日，松江县政府跟公安方面联系，临时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作为整治园林的劳动力使用，获准后，曾涉川与一同被收押的史某被视为“轻罪人犯”，且身强力壮，就被开出去参加劳动了。没想到，曾涉川居然袭警逃脱。

众人听钟思捷如此这般一说，都认为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焦允俊表示，这人身手还挺利索的，竟然杀了两个！于是让人找来此时人资料查一查。

据资料记载，曾涉川，现年38岁，读过私塾，喜好练武，生性凶残，十八岁上因抢劫作案时出了人命，遂入太湖匪伙。后与人合伙起香堂，名曰“品字堂”。抗战时，加入日伪政权的“清乡团”，抗战胜利后，“品字堂因附逆危害国家，被定性为“汉奸团伙”，被国民党军队清剿，可曾涉川下落不明。“品字堂”就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专案组认为，曾涉川估计已经洗白了身份。此次从上海北站搭乘赴杭州的火车，很有可能是去跟杭州同道会面，联络以前的黑道朋友，为组建“品字三方会”而奔走。而其过去的团伙名曰“品字堂”也是众侦查员怀疑的理由之一。

但问题是，曾涉川已经改名换姓、洗白身份可是在《敌情通报》中，却提及其本名“曾涉川”，这是怎么回事呢？经向松江方面打电话进行了解后得知，当时铁路公安开出的单子上名叫“褚飞帆”，但经人检举，才得知此人是通缉逃犯曾涉川，所以上报的材料中就写了他的真名。焦允俊说：“既然眼下没有关于‘X’的其他线索，那就先从这个曾涉川调查开始吧。

第二天，。郝真儒、沙懋麟、谭弦三人前往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松江警方介绍了此案的初步情况：

三天前，即11月28日下午两点左右，上海开往杭州的一趟慢车途经松江站停车时，当地警方办理了对曾涉川（自报姓名褚飞帆）、史阿根的收押手续。派出所对他们分别进行讯问。曾涉川承认在列车上与旅客薛某发生争执，薛某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先动了手；史阿根上前阻拦，被薛一拳砸破鼻子，血流不止。曾涉川忍无可忍才还的手，但出手过重，把对方的手臂弄伤了。后经旅客中的医生检查，薛某手臂骨折。乘警遂将他和史阿根扣留。

讯问记录显示，褚飞帆，三十八岁，无锡县人氏，少年拜师学了木匠活儿，满师后即以木工为业。抗战胜利次年，他在上海开了一家木器店，名曰“褚记木器店”，褚飞帆一直守法经营，没有任何不良记录。这次褚飞帆前往杭州，是为跟茶庄联系明年春茶供应时的茶叶包装盒业务。

至于被警方认为是其同伴的史阿根，褚飞帆称并不相识。他和薛某发生争吵时，史上前劝解，薛某却不分青红皂白，连史一起打了。

史阿根，二十八岁，家住浦东南汇县周浦镇，是为劝架受伤的局外人，史阿根说是做土特产小生意的。这次，他是去杭州进货，为新年的年货供应做准备。据史阿根称，他跟动手打架的两个人都素不相识，直到进了派出所，也不知道跟他一起进来的这位姓甚名谁。至于劝架，那是他为人热心。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乱出头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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