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广平生子的喜讯传回绍兴,朱安只托人带去4个字,鲁迅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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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豫才兄!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朋友端着酒杯,满面红光地挤到周树人面前,大声嚷道:“你这下可算是后继有人了!”

周围一片哄笑和恭贺声。

周树人勉强笑了笑,正要开口谦虚几句,那朋友又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

“这消息,得赶紧派人送回绍兴老家去啊!老太太知道了,该多高兴?”

“绍兴”两个字一出口,屋里热闹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周树人端着茶杯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

朋友没察觉,还在自顾自地比划:

“怎么,还没说?这有什么难的?我下周正好有老乡回去,让他捎个信不就得了?”

“不必了。”周树人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这信……我自己来。”

他知道,这封信他写不出来。那不是一张报喜的信纸,而是一把要亲手递出去的刀。

他只是没想到,当他还在犹豫如何下刀时,那份来自绍兴的回音,会用一种他从未设想过的方式,穿过千里,给他带来一个更加漫长的、无眠的夜晚。



01

上海的秋天,总是带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潮气。

这股潮气从弄堂的石板地里冒出来,贴着墙根往上爬,钻进景云里的每一扇窗户。

周树人的笔尖停在稿纸上,洇开一个小小的墨点,像是他此刻心头的一个黑痣。

窗外是寻常的市声,贩夫的叫卖,邻居家的争吵,混杂在一起,并不让人心烦,反而有一种实在的、活着的安稳。

然而,今天这一切寻常里,多了一种新的声音——婴儿响亮的啼哭。

这哭声清脆,充满了生命力,划破了屋里沉闷的空气。

广平抱着孩子,在房里轻轻踱步,口中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她脸上有一种疲惫的光辉,是那种创造了生命之后才独有的、无可替代的满足感。

孩子在她怀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细微的、像小猫一样的哼唧声。

“先生,你来看,他又睁眼了。”广平的声音里满是喜悦。

周树人放下笔,摘下眼镜,揉了揉酸胀的眼睛。

他走到母子身边,低头看去。那小小的、皱巴巴的脸上,一双黑亮的眼睛正毫无目的地转动着,仿佛在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

他伸出手指,想去碰一碰那孩子柔嫩的脸颊,指尖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他的手是用来握笔的,是用来跟人论战的,这双手习惯了冰冷的墨水和坚硬的笔杆,此刻却不知如何安放这温热的、新生的柔软。

“你抱抱他,海婴很乖的。”广平将孩子小心地递过来。

他有些僵硬地接过来,那小小的身子在他臂弯里显得如此之轻,又如此之重。

他从没想过,生命会是这样一种具体的存在。

他一生都在文字里与“人”打交道,批判吃人的礼教,呼唤真正的“人”的觉醒,可当一个真正由他血脉造就的“人”躺在怀里时,他感到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这茫然里有喜悦,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恐惧的陌生。

这孩子,海婴,是他和广平爱情的证明,是他反抗旧世界的旗帜,是他所有理论的实践。然而,当他低头看着这张肖似自己的脸时,一个念头却如毒蛇般钻入脑海:这张脸,若是在绍兴的老宅里被母亲看到,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那个院落,那个女人,那个他称为“母亲送的礼物”的、名为“妻子”的女人,朱安。这个名字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他温热的心房。他抱着的是“新生”,可那个女人代表的却是他永远无法彻底埋葬的“过去”。他和广平的结合,在朋友们看来是冲破樊笼的壮举,是灵魂的契合。但在绍兴那个静止的世界里,这不过是一桩丑闻,一桩让一个女人守了一辈子活寡之后的、最终的背叛。

“先生,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广平看出了他的走神。

“没什么,”他把孩子递还给她,声音有些干涩,“许是昨夜没睡好。你和孩子也累了,多歇息。”

他转过身,重新回到书桌前。稿纸上的那个墨点已经干了,像一个无法抹去的污迹。

他重新拿起笔,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婴儿的啼哭声是一种宣告,宣告了他的新生;可这种宣告,对于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女人来说,无异于一纸判决。

这屋子里的幸福,是用另一个人的不幸交换来的吗?他不敢深想。他只觉得那股潮气,不知何时已经钻透了墙壁,渗入了他的骨髓,让他从里到外都感到一阵阴冷。

02

这种阴冷的感觉,在几天后变得更加具体。

那天,几个朋友来探望,屋子里难得地热闹起来。他们围着海婴,说着各式各样的吉祥话,什么“麒麟儿”,什么“文曲星下凡”,话语虽然俗套,但热情是真诚的。

周树人脸上也挂着客套的微笑,给朋友们倒茶,递烟,听他们高谈阔论。

“豫才兄,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一个朋友拍着他的肩膀,大声笑道,“你这下可算是后继有人了!这喜讯,得赶紧派人快马加鞭送回绍兴老家去啊,让老太太也跟着高兴高兴!”

话音未落,周树셔人脸上的笑容便僵住了。

广平正在一旁逗着孩子,听到这话,手上的动作也停顿了一下,随即又若无其事地继续。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

朋友们也察觉到了什么,但又说不清道不明,只觉得刚才的热闹气氛里,像是被硬生生塞进了一块冰。

“是啊,是啊,家里总要通知一声的。”

周树人含混地应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滚烫的茶水也化不开他心头的僵硬。

朋友们坐了一会儿,便识趣地告辞了。

他们走后,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是这安静比刚才更加沉重。

广平抱着孩子,没有看他,只是低声说:“先生,信……总归是要写的。”

他“嗯”了一声,走到书桌前。这件他逃避了好几天的事情,终究是摆在了面前。

他抽出信纸,研好墨,提起笔,手臂却重若千斤。

这封信该如何写?告诉母亲,她抱孙子了?这喜悦背后,该如何安放朱安的位置?是当她不存在,还是在信的末尾像例行公事一样问候一句?

他想起朱安。那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女人,裹着小脚,不识字,一生最大的愿望似乎就是做好一个“周家的媳妇”。

她嫁过来那天,自己躲到了日本,让她独自面对一顶空荡荡的花轿和满堂宾客的议论。

这么多年,他们分居两地,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说的话加起来恐怕也不超过一百句。

他视她为旧制度的活标本,是他个人生活中必须反抗的一座堡垒。

他反抗了,他成功了,他来到了上海,有了新的生活,新的爱人,现在又有了新的孩子。

可是,她呢?她被留在了那座堡垒里,成了一尊没有生命的石像。他获得了自由,代价是她被判了无期徒刑。

现在,他要亲手写一封信,告诉这个“囚犯”,他在外面的世界里过得有多幸福。

这无异于一种残忍的炫耀。他可以想象,母亲在接到信后,会如何小心翼翼地,甚至带着一丝愧疚,将这个消息转告给朱安。

而朱安,那个沉默了一辈子的女人,会作何反应?她会哭吗?会闹吗?还是会像以往每一次承受命运的重击时那样,只是沉默地低下头,然后继续做她手里的针线活?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不落。他想到了自己笔下那些被礼教压迫的女性,祥林嫂,子君……他为她们的命运而悲愤,为她们的麻木而哀叹。可现在,他发现自己竟然成了那个施加压迫的人。他的“新生”,是建立在朱安的“死亡”之上的。

这封报喜的家书,在他看来,更像是一封宣告死亡的判决书。他写不下去。他将笔重重地掷在笔洗里,墨汁溅出来,在桌上留下几滴杂乱的斑点,像是一些哭泣的眼睛。



03

周树人常常在深夜里,想象绍兴老宅的模样。

那不是一个具体的画面,而是一种感觉,一种由灰尘、霉味、寂静和漫长时光混合而成的感觉。

上海的夜是喧嚣的,即使到了午夜,远处也总有火车驶过的汽笛声,或是卖夜宵小贩的吆喝声。

而绍兴的夜,他记忆中,是死的。那种死寂,能让人的心跳声都显得格外响亮。

他几乎能清晰地“看”到那个场景。朱安的一天,大概是从天还未亮的鸡鸣声中开始的。

她会起身,摸黑穿好那身永远是蓝灰色的布衫,然后去侍奉自己的母亲。

端茶,送水,准备早饭。

母亲或许会跟她说几句家常,她也只是低声应着,话语简短,像怕惊扰了屋里的陈旧空气。

吃过早饭,她会开始一天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劳作。

打扫庭院,擦拭那些据说是什么前朝传下来的红木家具。

她会格外仔细地打扫那个朝南的房间,那是他名义上的婚房,他却几乎从未在里面住过。

里面的桌椅、床铺,都被她擦得一尘不染,仿佛主人随时都会回来。

她会抚摸他留下来的那些旧书,虽然她一个字也看不懂,但那是他留下的东西,是她与他之间唯一的、脆弱的联系。

她有没有怨恨过?他不知道。从她的脸上,他看不出任何情绪。

那张微微有些浮肿的脸,总是那么平静,平静得像一口古井。

他甚至觉得,如果往那井里扔一块石头,也不会激起任何波澜,只会被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和冰冷所吞没。

他知道,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标准的“旧式媳妇”,将所有的生命力都耗费在维持这个空洞的名分上。

她的世界里没有“自己”,只有“周树人的原配太太”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她的枷锁,也是她唯一的荣耀。

他与广平在上海谈论着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被誉为女性觉醒的号角。

可朱安呢?她的家门在哪里?她能走到哪里去?一个裹着小脚、不识字的旧式女人,离开了周家这个壳,她什么都不是,甚至无法存活。

他有时候会感到一种荒谬的讽刺,自己是那个高喊着“砸碎铁屋子”的人,却亲手为另一个女人建造了一间更坚固、更绝望的牢笼,并且亲手锁上了门。

在上海,他和朋友们通信,激扬文字,针砭时弊。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射向旧世界的一把标枪。而在绍兴,朱安的世界是静止的,无声的。她的生活里没有报纸,没有主义,没有革命,只有婆婆的咳嗽声,院子里的落叶,以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

这种等待,不是为了等待他回去,而是在等待一种命运的终结。

她就像是供奉在周家祠堂里的一件祭品,大家都知道她在那儿,但大家也都忘了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现在,他这个“新生活”的缔造者,却要通过一封信,去提醒所有人,这件“祭品”还活着。



04

那封写起来无比艰难的信,最终还是寄出去了。他没有自己写,而是托了一个回乡的朋友,让他口头带信。

他觉得这样或许能让事情显得不那么正式,不那么像一纸冰冷的宣判。

他嘱咐朋友,只对母亲说,不要当着外人的面。

至于母亲会如何处理,他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

他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把一个棘手的问题丢给了大人,自己则躲了起来。

信,或者说消息,终究是抵达了绍兴的周家老宅。

朋友是在一个午后去拜访的。

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听闻上海的“大先生”有了后人,还是个男孩,起初是愣住了,随即脸上便绽开了许久未见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她抓住朋友的手,反复地问:

“真的?是个男孩?广平那孩子,身子骨还好吧?”

那份喜悦,是任何一个做了祖母的人都无法掩饰的。

然而,这喜悦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当朋友走后,老太太独自坐在院子里,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巨大的为难和不安。她看了一眼正从厨房里端出茶水的朱安,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

朱安将茶碗放在婆婆手边的石桌上,轻声说:

“娘,天凉了,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她似乎什么都没察觉,依旧是那副平静无波的样子。但老太太知道,这个儿媳虽然不识字,心思却比谁都细。家里来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即使隔着一堵墙,她也能从气氛中猜出个大概。这几天,她侍奉自己时,比平时更加沉默了。

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天晚饭后,老太太屏退了下人,屋里只剩下她和朱安两个。烛光搖曳,将两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

“安,”老太太的声音有些干涩,她盯着烛火,不敢看朱安的眼睛,“今天……上海来消息了。”

朱安正在收拾碗筷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仿佛没有听到。

“树人他……广平……给他生了个孩子。”老太太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细不可闻,“是个男孩。”

屋子里陷入了彻底的死寂。只有烛火燃烧时发出的、轻微的“毕剥”声。

朱安停下了所有的动作,她就那么站着,背对着老太太,像一尊木雕。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得无比漫长。

老太太的心揪紧了,她在等待,等待一场预料中的风暴。她甚至做好了准备,准备迎接朱安的哭泣、质问,甚至是咒骂。

无论是什么,都比这死一般的沉默要好。

过了许久,久到老太太以为朱安永远不会再开口了,她才听到一个极其平静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知道了。”

只有两个字。没有一丝情绪的起伏,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说完,她端起碗筷,转身走进了厨房。

那背影,在摇曳的烛光下,依旧是那么瘦削,却又那么笔直,没有一丝弯曲。

05

那一夜,朱安没有睡。老太太从自己房里,能听到隔壁没有任何声响。

这不是熟睡的安静,而是一种醒着的、屏息的寂静。

老太太心里七上八下,她宁愿朱安大哭大闹一场,那样至少说明她心里的苦水有了出口。这样一声不响,反而更让人害怕,像是一潭死水之下,正醞酿着无人知晓的暗流。

第二天,朱安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床了。

她端着洗脸水走进婆婆的房间,脸上看不出任何熬夜的痕셔迹。她的眼睛没有红肿,神态依旧是那样的平静,甚至比昨天更加平静。这种平静,让老太太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

她依旧侍奉婆婆梳洗,吃饭,然后开始做家务。她擦拭桌椅的动作,比平时更加用力,仿佛要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倾注进去。

她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上午,老宅里只听得到抹布摩擦家具的声音,和她轻微的、压抑的呼吸声。

老太太几次想开口跟她说些什么,但看着她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所有安慰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她到底在想什么?是彻底死了心,还是在酝酿着某种决绝的报复?老太太不敢想。这个她名义上的儿媳,她看了二十多年,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看懂过她。

到了下午,一个要回上海办事的远房亲戚来家里辞行。老太太正和亲戚说着话,朱安从里屋走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用素色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那个亲戚。

“六叔,”她开口了,声音平稳得听不出一丝波澜,

“你回上海,劳烦你帮我给大先生带个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这么多年来,朱安第一次主动要给周树人“带话”。

老太太紧张地看着她,生怕她会说出什么让周家难堪的话来。

那个被称为“六叔”的亲戚也有些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问:

“安侄媳,你要……要带什么话?要不,写封信?”

“我不识字。”朱安淡淡地说,仿佛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不用写信,也用不着带东西。我这里包着的,也不是什么物件,只是一方干净的手帕,让他看到,就知道是我托的话。”

她顿了顿,看着六叔的眼睛,一字一顿地、清晰地说道:“你只要帮我记住四个字,亲口告诉他。”

六叔连忙点头:“你说,我一定带到。”

朱安的目光穿过眼前的人,仿佛看到了遥远的、喧嚣的上海。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重重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她说出了那四个字。老太太听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而那个六叔,则是一脸茫然,似乎没能完全理解这四个字背后的分量。他只是机械地点着头,将那四个字在心里默念了几遍,生怕忘了。

06

上海的空气,似乎永远都比别处更自由些。

在景雲里的那间小屋里,周树人正与几个文学上的朋友高谈阔论。

烟雾缭绕中,他显得神采奕奕,言辞犀利,正痛斥着某种“精神上的奴隶主义”,认为人最可悲的,不是身处牢笼,而是爱上了自己的牢笼,甚至还要为这牢笼涂脂抹粉。

朋友们纷纷点头称是,气氛热烈而激昂。

广平抱着海婴在里屋,听着外面的争论声,嘴角带着微笑。这才是她爱的那个先生,一个永远在战斗的、清醒的先驱。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一个伙计领着一个穿着土布蓝衫、神色有些局促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男人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纸包着的小方块,看到周树人,脸上露出既恭敬又紧张的神情。

“大先生,我是……绍兴来的,您母亲的远房侄子。”男人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

周树人心头一沉。他知道,该来的终究是来了。

绍兴来的,还能有什么事?他脸上的神采瞬间黯淡下去,挥手让朋友们稍等,将那人引到一边。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迎接一场迟来的风暴。

或许是哭诉,或许是咒骂,或许是通过亲戚来索要更多的生活费。

这一切,他都预想过。无非是旧式女人的那几套把戏,他虽然厌烦,但也能应付。

“有什么事,说吧。”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

那个男人,也就是六叔,小心翼翼地将那个纸包递了过来。

“这是安姑娘……哦不,是安侄媳,托我带来的。”



周树人接过纸包,拆开。里面是一方洗得发白的素净手帕,叠得整整齐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信,没有字条,甚至没有一根头发。

他皱起了眉头,这是什么意思?打哑谜吗?

六叔看他一脸疑惑,连忙解释道:

“安姑娘说,不用写信,您看到这手帕,就知道是她托的话。她让我给您带句话,就四个字。”

周树人的心悬了起来。他盯着那个男人,等着那最后的审判。他几乎能想象到那会是怎样的四个字。“你好狠心”?“还我一生”?或者更直接的,“我要个说法”?

他沉声问:“什么?”

六叔清了清嗓子,努力回忆着朱安当时的神情和语气,然后一字一顿地,将那句他默念了一路的四字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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