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幸：带着一种“不配得感”，永远在文学路上如履薄冰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一个人是不应该占尽好处的。或者用我母亲的话讲：有福不可重享。

除了作品，一个作者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多话好讲。一个作者，他的声口就是作品，甚至不应该主动阐释自己的作品。可是，书写完了，最重要的流程开始了：它应该精准地抵达给读者。但现在似乎又少了那么一环。不说话，不发声，作者没有人知道，作品就没有人看到。没人买书，作者以后就很难出书。

无法出书倒也不是不能写。可以写，必须写，可还是会灰心黯淡一些。因为有些作品，是很需要读者的。它渴望一场共鸣。它的作者就是怀着这种想被阅读到，被共鸣到的心情，书写了它们。不能抵达，是很遗憾的。

在大学时，为了凑学费，我做过手机销售员。站在柜台里，端着样机，卖力地吆喝它有多好。我还真是个好销售，充满热情，耐心介绍，制霸暑期销冠。

所以我想，现在我还是要重拾旧业，出来吆喝一番。但卖书跟卖手机还是不一样。那时候手机是一种刚需。现在，阅读未必是刚需，何况阅读里又有那么多门类、那么多“型号”的作品可供选择。

“双11”时，我特意搜了下几个奋斗在写作一线的朋友们的书，看完后，宽慰自己：别害怕，他写得那么好，销量也没有很明朗，你又不是独一个被读者冷落的——可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们的书写出了问题？就接受读者越来越少的事实吗？我们努力写了，或者把一切推给“时代”，说是“文学式微”了，说作者没生在黄金时代？

这些问题，我还没搞明白。但不妨碍我故作镇定地亮出喉咙，来讲一场创作谈，说说我为什么写，说说我写了什么，一如17年前，我试图去说明手机的主要功能和适用人群，希望百忙之中看到的人会有兴趣翻一翻。

好了，这本书讲的是“罪与罚”和“自我救赎”。《皮影》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影子，面对贫富差距和灵魂的残缺，错愕不及。它来自我对于贫富差距、一个人“表面如何”和“内在如何”错位感的好奇。《二十一日酉时》，题目就是个字谜，谜底为“醋”。醋有一种天然的故事感，它跟酒同宗同源，只是发酵不同，一个成了饮品，一个成了调味品，酿醋的过程就是跟时间较真的过程，这很有意思，我就写了村庄被“换亲”的女孩第一次面对女性的情欲。《山隐》是另一种好奇心发作：想知道，荧屏中光彩夺目的女明星，到底私底下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的家人又因为她的“成功”而过着怎样的生活？所以我让女明星的妹妹顶名而生，大胆地展露出她的嫉妒、难堪和孤独。《食劫》里，写了做鲁菜的讲究和规矩——就像人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里就有了一个女人，她不想要别人给她的“位置”，她想要去创造自己的“位置”，她跟那些古老的规矩就有了一些龃龉。《巡山久不归》中，大山抛出了尸体，巡山的人在找寻罪案真相的过程中，不断映照自身的处境。

写一篇小说，就像翻越一座山头。攀爬中，会劳累辛酸，但只要坚持，等腿有了机械运动的惯性，那么，痛快和畅然也会从天而降。我就在山脚下，对于这样的爬山，再熟悉不过了。它不是追求“速度与激情”的，正相反，它追求的是“耐力和深情”。现在，这些披着“罪与罚”的故事，都源自我对人的“深情”。我实在是太喜欢研究人内心的疙疙瘩瘩、沟沟壑壑了。而罪案就是这些疙瘩、沟壑的最好的隐藏地。一个人因为有了秘密，脸上有了慌张，心底有了脆弱，而秘密的天性就是要找到出口的，所以窖藏不住，不断往外涌的力量跟不断掩盖的努力相互碰撞，就产生了迷人的裂隙。人性就是从这些裂隙中透出了光和影。

每当在新闻上看到罪案，那个问句就会脱口而出：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那么做？我问了，但很多时候，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怎么办？我就试着在书写中努力去靠近答案。我对笔下的人物其实挺狠的，把他们逼到了墙角，逼得他们狗急跳墙，现出原形，要他们对命运做出最残酷也最真实的反击。当然，有时候顺从也是一种反击。

写作者挺残忍的，就那么看着他们堕落、崩溃、犯罪、搏击、被侮辱与被戕害，看着他们被生活一遍遍痛打——有时候也会反思自己，为什么总要写痛打、写戕害、写痛苦和卑微？为什么不能写点儿和平静好？为什么不能写平淡顺遂？为什么要写“呜呜呜”，不写“哈哈哈”？没办法，这是写作者的个人趣味和偏见决定的——我想这也是世界的多样性的所在，每个写作者的趣味和偏见都不同，他们会在书写领地上“画地为牢”，做出自己对命运和人的独特理解。

我深深地被那些遭受命运不公的人震撼，所以斗胆想要书写这个领域。为了跟我循规蹈矩的日常界限分明，我创作了这一系列的故事。我的日常很平淡，所以故事都是激烈的。我的日常“两点一线”，所以人物有着大起大落。我一开始是塑造者，写着写着，人物都背叛了我，开始自说自话，有了“小九九”、各自打算盘，激烈地予以反抗。得，他们自由了。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写作者和人物的关系，而是互相陪伴的平等主体之间进行一场相互尊重的塑造。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在塑造他们，他们也反过来塑造了我。

虚构的魅力就在这里，是无中生有，却又“有”得那么逼真。同时，一个写作者的虚构，最终也会组建成这个写作者的精神族谱。虚构反哺着虚构者本身。

仔细想来，书写这些也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是“穷”过来的。“穷”看上去很平淡微小，不足为奇，在穷的个体内心中实际是惊涛骇浪的。我父母进城务工，离开了村庄，又融入不到城市。我们租住的房子，总是漏雨。父母总被生活捶打着，却也在夹缝中勉力生存着，并且尽量撑起身体，为孩子在城市里腾出一些空间。所以在我的想象中，父母的身体总是佝偻着，像是被热辣生活灼痛的虾，而我就是环绕在他们腿部的虾籽。

那时候，我们总感到贫窘，贫窘就像衣服上一小块补丁。别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但我们为了掩盖这个补丁，局促不安，小心谨慎，很容易就觉得害臊——后来想想，奇怪了，为什么反而是贫窘的人要感到不好意思呢？为什么要对不是自己的错误感到害臊呢？没办法。“穷”也是一种游离于人的意志的境遇。因为它，人们早早生发出了敏感的自尊，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精打细算了。其实，如今想来，正是这些才给了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我现在还是有“穷”的思想，还会有一种“不配得感”。以至于，在写作上稍微摸到一点儿眉目时，还常常感到诚惶诚恐——凭什么是我？

在对自己内心探寻了多次后，我开始释然了。因为这也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这份“穷”也赐予了我很大的“富”。这种“不配得感”会持续带给我危机和鞭策，我大概就是在这种“不配得感”中努力去寻找一种“肯定”。我希望自己佩戴着这份“不配得感”，永远在文学路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继续追求来自读者的“肯定”。

我写的时候，是认真诚恳的。菜做好了，顾客也可以选择不来吃。可我是个厨子，没有别的本事，我还是要做的。假如你路过了，觉得能夹一筷子，尝尝，不管最终会不会坐下来，起码，能说出它的味道——不好吃也是一种味道。所以，它总是抵达了。是我们共同拥有了我书写而你阅读的这段时间——这场共振的愉悦。

《二十一日酉时》是一场阅读的共谋。现在，我打开了醋坛子，故事便氤氲荡开，直到坛底空明。但新的酿造，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