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嘿嘿，喜事！你有喜事！”
那个疯女人头发乱得像个鸡窝，脸上糊满了黑泥，却露出一口白得吓人的牙齿。她猛地从娘娘庙的供桌底下窜出来，枯瘦的手指头几乎戳到了我的鼻尖上。
我吓得连退三步，后背撞在掉漆的朱红柱子上，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躲啥？”疯女人歪着头，眼珠子骨碌碌转，突然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凑过来，用那种让人心里发毛的笃定语气说：“你马上就要有媳妇了！真的，就在水边上，她等着你呢！”
我叫李建国，那是1986年的冬天。那年我二十八岁，刚相黄了第九个对象，正是我这辈子最抬不起头的时候。
01
1986年的冬天特别冷，西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在这个北方的小工业城里，二十八岁还没结婚，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我是钢铁厂的一名钳工，每月工资四十二块五，按理说条件不算太差。坏就坏在家里兄弟三个，我排老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大哥结婚占了家里的大南房，三弟眼瞅着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却还跟三弟挤在一个只有八平米的过道房里。
第九次相亲是在人民公园。介绍人是厂里工会的王大姐，把对方夸得像朵花。
姑娘姓刘，是供销社卖布的。那天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白围巾，确实挺好看。我特意穿上了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中山装，把皮鞋擦得锃亮。
我们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半个钟头。屁股底下的木头凉气直往骨头里钻，我手心却直冒汗。
“你家那房子，若是咱们成了，能分吗？”刘姑娘手里剥着瓜子，眼睛没看我，盯着公园湖面上的枯荷叶。
我搓了搓手，老实回答：“厂里说还得排队，估计还得两年。要是结婚，暂时还得住家里。”
刘姑娘剥瓜子的手停了一下，把瓜子皮随手扔在地上，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站起身来。
“那个，李建国同志。”她语气很客气，也很冷淡，“我突然想起来，供销社今儿下午到了一批紧俏的毛线，我得赶紧去抢两团给我爸织裤把。咱们今儿就先这样？”
没等我说话，她转身就走，步子迈得飞快，好像我是什么带传染病的瘟神。
我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灰蒙蒙的树林子里。风一吹，头顶的树枝子咔嚓咔嚓响，像是在嘲笑我。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看见我一个人推门进来，本来挺热闹的饭桌一下子安静了。
母亲伸长了脖子往外瞅了瞅，直到看见我回身关门，把那股冷风关在外面，她眼神里那点热切的光才一点点暗下去，最后变得灰扑扑的。
桌子正中间摆着一碗红烧肉，油汪汪的，冒着热气。那是母亲攒了一个月的肉票，特意起大早去菜市场抢的前槽肉，平时过年都舍不得这么吃，就是为了迎接今天那个可能上门的“新媳妇”。
“又没成？”母亲的声音很轻，却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失望。她没等我回答，叹了口气，伸出满是皱纹的手，端起那碗根本没人动过一筷子的红烧肉。
“那是给人家姑娘留的，既然没人来，我先收起来，留着过年吃吧。”她低声念叨着，转身进了那个只有转身之地的简易厨房，背影看着佝偻了许多。
我不敢看母亲的背影，解下围巾挂在门后的铁钉子上，拉开一条长凳坐下。
“嫌咱家房小。”我闷声回了一句，端起面前那碗掺了高粱米的二米饭。饭有点凉了，硬邦邦的。我扒拉了一大口，那粗糙的米粒在嗓子眼里磨得生疼，像是吞了一把沙子，怎么也咽不下去，卡得我胸口发堵。
大哥和大嫂对视了一眼，没敢吱声，只是默默地低头喝粥。三弟用筷子戳着碗里的咸菜疙瘩，弄得盘子叮当响。
父亲一直没抬头，闷着头喝了一口烧刀子，辣酒入喉，他皱紧了眉头，吧嗒吧嗒地抽起了那杆老旱烟，青色的烟雾在并不宽敞的屋顶盘旋。
屋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偏偏这时候，隔壁张大妈的大嗓门正好穿过那层薄薄的胶合板墙壁，清清楚楚地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哎哟，听见动静没？老李家那个老二回来了！肯定又是一个人！这是第几个了？第九个了吧！啧啧，都快三十了，这是命里克妻吧？我看呐，这辈子悬了，注定是个打光棍的命！”
父亲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那是他发火的前兆。我低着头，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湿棉花。
02
过了两天，母亲神神叨叨地从外面回来，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红纸。
“建国，妈听张大妈说了，城外三十里有个娘娘庙，特别灵。”母亲一边给我那件旧棉袄缝扣子，一边唠叨，“你这肯定是犯了什么冲，得去拜拜，去去晦气。”
我是个读过技校的工人，信奉的是唯物主义，哪里信这些神神鬼鬼。
“妈，那都是迷信，是封建糟粕。”我不耐烦地把书翻得哗啦响，头也没回地说，“再说了，我这相亲不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咱家穷，房子小，跟那庙里坐着的泥胎能有啥关系？它能给我变出一间大瓦房来？”
“你怎么就这么犟呢！”母亲手里的针停了下来，她把针线篓子往炕席上重重一顿，眼圈唰地一下就红了，“你就当是安妈的心行不行？你眼瞅着就奔三十了！隔壁那个王老三，比你还小两岁，人家儿子都能打酱油了，天天在胡同里乱跑。每次看见人家抱孙子，我这张老脸都没处搁！你就非得让我急死是不？”
母亲这一哭，我心里那道防线彻底垮了。我不怕厂里加班累，也不怕冬天修机器冻手，就怕母亲掉眼泪。她这一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不孝的大罪人。
“行行行，妈你别哭了，我去，我去还不行吗？”我合上书，无奈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爬了起来。外面的风刮得呜呜响，窗户纸被吹得哗啦啦直颤。我裹紧了棉袄，围上厚围巾，推出了家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
那一路上可是真遭罪。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往脸上割，顺着脖领子往里灌。路面坑坑洼洼的，全是冻硬的车辙印，颠得我屁股生疼。我就这么顶着寒风，两条腿机械地蹬了三十里地，终于看见了那个所谓的“娘娘庙”。
那庙建在半山腰上，离远了一看，破败得很。半人高的院墙塌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枯草和乱石。大门口的漆早就剥落得不成样子，露出灰白色的底木。
我把车推上去，庙里冷冷清清的，连个鬼影都没有。大殿里的窗户纸破了好几个大洞，风一吹，里面发出那种让人牙酸的呜咽声。正中间的神像掉了漆，脸上斑斑驳驳的，看着不仅不慈眉善目，反倒显得灰头土脸，有些诡异。
既来之则安之。我按照母亲的嘱咐，从兜里掏出买好的三根香，哆哆嗦嗦地划着火柴点上，插在满是香灰的炉子里。然后我跪在那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蒲团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我心里默念着：“大仙啊，能不能有个媳妇其实不重要，我也没指望您显灵。我就求求您，保佑我妈别再因为这事儿哭了，让她心里踏实点就行。”
磕完头，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觉得这事儿挺荒唐，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我一只脚刚迈出门槛的时候，大殿角落的供桌底下突然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像是有什么大老鼠。
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
一个疯女人从那堆破布烂絮里钻了出来。
她看上去年纪也不小了，头发全白了，乱蓬蓬地炸着，像个干枯的鸟窝。身上穿着件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破棉袄，那棉花都从口子里翻出来了，黑乎乎的。露在外面的手更是黑得像炭，指甲长长的，里面全是泥垢。
她不像我在街上见过的那些疯子，只会傻笑或者流口水。她慢慢直起腰，那双眼睛在乱发后面死死地盯着我，亮得吓人，透着一股子让人心里发毛的精光。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突然像个豹子一样冲过来，张开双臂拦住了我的去路。
一股浓烈的酸臭味扑面而来，我本能地想往后退，她却突然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得有些森然的牙齿。她伸出那根枯树枝一样的手指头，快要戳到我的鼻尖上，用一种极其笃定，甚至带着点诡异兴奋的语气喊道：
“嘿嘿，喜事！你有喜事！”
我愣住了，心想这疯子要干什么。
她歪着头，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一圈，突然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凑过来：“你马上就要有媳妇了！真的！就在水边上！她等着你呢！”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头皮发麻，一股凉气从脚后跟直冲天灵盖。这荒山野岭的破庙，碰上这么个疯婆子说这种话，我第一反应是撞见什么山精野怪了。
“你……你干什么！”
我吓得大喊一声，推开她就往外跑。我抓起地上的自行车，手忙脚乱地调转车头，因为太慌张，脚底下一滑，连人带车差点摔在全是碎石子的山道上。
我顾不上疼，骑上车玩命地蹬，链条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那个疯女人没有追出来。我骑出老远，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她就站在那个破庙的门口，在那呼呼的风声里，身形单薄得像个鬼影。风把她尖锐的笑声送进了我的耳朵里：
“水边上！等着你呢！嘿嘿嘿……”
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觉得晦气，本来就够倒霉了，这大老远跑来不仅没求到心安，还碰上个疯婆子拿我寻开心。这事儿我绝不敢跟母亲提半个字，要是让她知道我碰见了疯子，指不定又要怎么胡思乱想，给心里添堵呢。
03
日子还得过。疯婆子的话，我转头就忘到了脑后。
过了一个礼拜，厂里的运输队忙不过来，车间主任老赵让我顶个班，去城北的河滩货场拉一批钢材。
那天出门的时候天还是晴的，到了下午，天边突然涌上来一团黑云，黑得像锅底。
我开着那辆老解放卡车，刚装完货，还没开出二里地，豆大的雨点子就砸了下来。那是那年冬天最大的一场雨，夹着冰碴子，打在车玻璃上噼里啪啦响。
车开到河边的一段土路时，发动机突然“突突”了两声，熄火了。
我骂了一句娘，跳下车去检查。雨大得睁不开眼，冷水顺着脖领子往里灌。
就在我修车的时候，眼角余光看见河边的芦苇荡边上，有个影子在晃动。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定睛一看，是个女人。
她没打伞，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木盆，盆里堆满了刚洗完的湿衣服。雨太大，地太滑，她好像是摔倒了，正艰难地想爬起来，可那盆衣服太沉，压得她起不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谁家女人还在河边洗衣服？
我顾不上修车，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
“哎！同志，你没事吧？”我大声喊着，伸手去扶她。
她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