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乐府之后，我做了一个老年出版品牌“在川上”

我今年50岁，早已进入人生的下半场，最近参与创办了一个关于老年的新书品牌，叫“在川上”。公司里的同事比我年轻一点，但似乎也已经饱经沧桑，老去和死亡，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成为日常谈话中的重要主题。我跟TA们讲去年见到的一位阿姨，60岁的时候，决定重启人生，去特拉维夫读大学，学习老年营养学，既为了对自己的人生后半程负责，也为了换一个方式，再次加入社会。我们都敬佩这位阿姨的决心和力气，也希望我们以后做出来的书，能有同样的力气，能够陪伴每一位面朝老年的读者，认真老去。

认真老去，是需要学习的。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陪妈妈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心脏二尖瓣置换。手术的决定是我做的，我鼓励妈妈，一次性解决问题，换一个好的瓣膜，再好好活20年。话说得很轻松，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么大的手术当然有危险，医生的术前谈话也再三强调，手术技术很成熟，但5%的失败率，是客观存在，手术台上、ICU病房，甚至普通病房，每一个都是关口。事实上，妈妈手术前两天，就目睹了一个手术失败的病例，家属哭天抢地，手术团队也很沮丧——那恰好就是要给妈妈主刀的那个团队。医生问我们要不要改时间，或者要不要换主刀医生，我们最终决定不换：拖的时间越长，恐惧就会越多，而且，我们相信妈妈的生命力。

“雄赳赳，气昂昂……”，进手术室的时候，妈妈唱着歌给自己打气，我也在心里暗暗祈祷。所幸手术很成功，妈妈在ICU病房住了两夜，医院就通知我们，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去恢复了。没想到就是这次转病房，差点出了一个大岔子。

“赶快带我回家，他们想杀掉我，他们要抽光我身上的血！”这是在ICU病房的出口，妈妈看见我时说出的第一句话，她一边说，一边要拔掉插在身上的腹腔积液导管。那个瞬间，我吓死了，也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那根导管千万不能拔。我是按着妈妈的手进电梯的，出电梯的时候她死死抓住电梯门不放，护士吓坏了，妈妈一遍又一遍讲述着发生在ICU病房的谋杀，让我帮她拔掉管子，让我救她回家。我哭着求妈妈放手，我们先回到病房再说。我想最后应该是对儿子的爱发生了作用，妈妈无奈地说，“傻崽，你被他们骗了。”她放开手，任由我把她推进了病房。

我上网查了一下，妈妈这种情况，叫“术后谵妄”，她在全身麻醉和大手术之后，出现了幻觉。在幻觉之中，ICU病房变成了杀戮场，身边的病友一旦睡着就被安排死去，妈妈在恐惧之中配合着输液、吃药、喝粥，努力睁着眼睛不要睡过去，真不知道，这样的两个夜晚，她一个人是怎么扛过去的。我把这一切解释给妈妈听，她根本不信，甚至一直到出院的时候，她也不相信那一切只是幻觉。

而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则是，为什么术前谈话里，没有告知“术后谵妄”的可能性？是不可以说吗，还是说这不重要？如果妈妈在那一刻真的把腹腔导管拔出来了该怎么办！事后我又去了一次ICU病房，这次我看清了贴在门口的一张告知书，大意是病人术后如果有激烈反应，院方可能会采取拘束措施，请家属理解。

这个困惑在编辑我们第一本书的过程里，意外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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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by Yangzi

这本书叫《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作者露西·波洛克是一位从业30多年的老年病医生和老年社会活动家。书里面记录了一个心脏手术的病例，作者作为老年病医生，协同心脏外科医生为一位老年动脉瘤患者提供服务，前面都一样，外科医生解释了手术的风险和不手术的风险，让患者自己做决定，不同的是，这里出现了一份宣教单，专门解释“术后谵妄”。

“它引用了一些家属的亲身经历，来帮助理解这种常见疾病的发展过程：

髋关节手术后，我母亲变得非常困惑、易怒。她不停地扯输液管，对护士大喊大叫。我们都很震惊，因为她平常很有礼貌。

父亲变得非常糊涂。他有时昏昏欲睡，有时又焦躁不安。

那份传单解释了术后谵妄通常会自行消退，但也不总能恢复正常。它还写明患者可以采取什么办法来降低发作的风险。册子里还有空白页，供患者记录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日常习惯，以及当意识混乱、把病床帘当成牢房、把熟人当成邪恶坏蛋时，可能带来安慰的行动。这是一份既坦诚又令人心惊的宣传册。”

原来这一切，是可以预先告知的。别人已经这么做了，我们也应该这么做。不仅仅是写在书里，也应该张贴在医院里。哪怕就只为了这一点，做这样一本书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读到这个段落时，最直接的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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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想法是羡慕，羡慕那位即将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羡慕那位决定放弃肾脏透析的老人，羡慕那位坚决不愿意去医院的败血症老人。羡慕他们有一位如此专业的老年病医生陪在身边，给出专业支持，也给出精神安慰，她不会干预病人的决策，但她的存在，为病人的任何一个决策，都提供了某种力量。

事实上，根据英国国家卫生与服务优化研究院（NICE）的指南，符合高风险标准的败血症患者，是应该“转送至医院接受急救治疗”的，但“这是指南，又不是铁轨”，波洛克医生最终选择了尊重患者，给予“医院在家”服务。她说，“医生们对冒险感到不安，但我们往往很难看清真正的风险所在。两千年前维吉尔就发现，我们的治疗可能比疾病更糟糕。”她还特别强调了NICE指南的卷首声明，认为它特别重要，“在考虑执行指南时，充分结合患者的个人需求、偏好和价值观。这些建议不是强制性的。患者及其家人、照护者或监护人有责任协商并做出适合个人情况的决定。指南并不凌驾于这种决策责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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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黄昏》是“在川上”这个品牌的第一本书，但其实是我第二次参与编辑制作露西·波洛克医生的作品。她的第一本书叫THE BOOK ABOUT GETTING OLDER，乐府在五年前就签下了，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名字叫《变老之前要知道》，里面有一些硬核的经验和方法。相比之下，《照亮黄昏》更温柔，它的硬核在更深的地方，在波洛克医生30年老年医学实践中悟出的一条黄金法则里：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老人。换句话说，就是，“理解老，看见人”。嗯，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其实就叫THE GOLDEN RULE（《黄金法则》）。需要注意的是，在波洛克医生那里，这条法则不是要求，而是对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自律，也是对医学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种期待。这条法则是一句老话，说出来很容易，但只有怀着真正的温柔和真正的坚定，才真的有可能去做到它吧。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的一位老作者，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者，全科医生胡冰霜老师。我们出过胡老师的作品《与病对话》，也正在编辑这本书的续编，《与病同存》，写的是她今年已经91岁的母亲。

胡老师曾经是精神科医生，后来转了全科，加入和平队去蒙古行医，再在四川大学教书，现在致力于老年康复医疗，在一家康复医院当院长。而在此之前十多年，她付出了几乎所有的精力和心力，花在母亲的老年身心健康上面。从白血球低到心房纤颤，从皮肤瘙痒到心源性休克，从冻疮到失眠，胡老师小心翼翼处理母亲的任何状况，既保守又大胆，保守用药，大胆按摩，她理解母亲必然也必须与病同存，但在不需要战胜病魔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她敦促母亲画画、练习书法、学太极拳、写文章回忆童年与故乡，再帮助母亲，把她的画作赠送或者捐赠给老年康复机构，甚至在疫情期间摆地摊帮母亲卖画，为的是让这些作品对母亲有更多意义。她真的卖掉了很多画，甚至在给留学生院讲座的时候把画卖去了遥远的加拿大。每次去胡老师家，我都会感慨于她母亲满满的生命活力，那是一位女儿、一位医生，用自己的生命托举起来的。

胡冰霜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医者典范，温柔、专业、也理解自己的尺度，而在《照亮黄昏》里，我读到的是又一位医生的典范，她沉浸在一个又一个老人的生命之中，有时候有作为，有时候很无奈，但所有时候，她都给出支持——这恰好是胡冰霜医生现在在老年康复医院的工作。我把这本书给胡老师读，她写了一段话，抄录在这里：

这是一本忏悔之书。让我们知晓了医者的无奈与内疚：诊断不够坚持、诊断太过坚持；治疗过早、治疗太晚；告知了谎言、告知了真相；实施了心肺复苏、放弃了心肺复苏......。

这又是一本智慧之书。“日落综合征”让我们理解了老年的谵妄。“历史性的处方残余”“银盘子上的药物”展示了过度治疗的现状。“摇摆的叙事”甚至提示了家庭的历史灾难可能使孩子性格更平稳，韧性更好。作者还以最大的真诚和热情给出了“医院处方”以外的“社会处方”。

这是一位医生对另一位医生的惺惺相惜。这本书，我们邀请了生死学者、心理咨询师彭小华老师翻译，她又邀请了一位同伴，从事缓和医疗和安宁医疗的夏燕飞医生，这之后，两位译者又邀请了浙江医院副院长、第11届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副会长陈新宇老师为中文版作序，这是另一个惺惺相惜的故事，陈新宇老师说，“波洛克博士超越了技术层面，触及了衰老这一人类共同境遇的灵魂核心。她提醒我们，在算法与效率的至上的时代，比精准诊断更重要的，是倾听生命故事的耐心；比完美干预更珍贵的，是接纳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智慧；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联结、选择与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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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一位医生写的，另一位医生参与了翻译，但它当然并不仅仅面向医学界。波洛克博士有非常强的公共意识，她写了疫情期间的养老院状况；她写了面对一位性少数群体老人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她写了同行长辈对当下医院和医生情况的担忧：在压力和疲惫，以及繁琐的行政手续之间，年轻医生正在失去同情心——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都在面对的现实，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从我开始，提供一点点驱动。在这本书的最后，波洛克医生说，“我们总是在说老龄化人口，仿佛那是一个与我们不相干的隔离在外的群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是正在变老的人——我是，你也是。我们都在其中，一起前行。”

“在川上”

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再说说“在川上”这个品牌。做书差不多十年了，冥冥中好像有某种牵引，我们做的很多书，都和老年人有关：杨本芬奶奶写母亲和家人的命运，阿包阿姨写自己痛切的人生，胡冰霜医生写父母和家人的疾病，画家亦邻在《我还记得》里记录慢慢失去记忆的母亲，摄影师吴为在《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里写下对祖辈的思念，还有《该熄灯了》，那是一位艺术家对死亡的凝视和微笑。我珍视这些书，里面有最赤忱的，对父母祖辈的爱，对世界的热情，我羡慕这些。

我想“在川上”的书，是对这个出版方向的某种延续，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给老年人的健康建议，而是相信，老年只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时段或许不同，或许更难，但依然可以绽放生命的光彩，哪怕这光彩带着疼痛。

我们现在只有三本书在出版编辑过程之中，后面两本，分别是创意写作教师贝丝·卡普兰的《五十步写下你的人生》，学者吕永林、芮东莉的《六十岁以后的写作课：秀英奶奶的故事》，吕永林老师也是前面那本书的译者——这两本书一个提供方法，一个提供具体案例，面向每一个普通的老人，TA们可以记录自己的人生，TA们也可以记录身外的世界，只要老人开始写，TA们就能获得某种新的力量，新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真的只是在面向老年吗？露西·波洛克医生说，她喜欢做一个游戏，让人们给80岁的自己提一个建议，在问了很多人之后，她忽然意识到，人们给80岁的自己的建议，真正的对象，其实就是此刻的自己。

所以，“在川上”，终究还是一个从“我”出发，从个体出发的出版品牌。我们的slogan是“不再踏浪奔腾 那就温柔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