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重创法军后，慈禧太后为何与李鸿章联手出卖前线将士？

作者：金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镇南关大捷数日后，正当前线老将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时，清廷却突然下达“乘胜即收”的停战撤兵命令。

听此消息后，清军将士气得捶胸顿足，“拔剑刺地，恨恨连声”。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磨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

而在大胜之余：冯子材等清军将领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他们联合起来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时人写诗讽刺清廷：“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所谓“十二金牌”，指的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故事。

就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当时也愤愤然的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但是，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最终还是被迫遵旨撤军，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和平活动。

本来呢，镇南关大捷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

这时，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也称，“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

对此，慈禧太后点头称是，以胜求和也就顺理成章了。毕竟，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总当家，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列岛并对台湾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双方在陆海两个战场上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

实事求是的说，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

道理很简单，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却不是短时间能够弥补的。

再如海战方面，当时中国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这从马尾海战及南洋舰队的两艘军舰在浙江石浦被击沉的惨痛失败可以看出。

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法国舰队北上进行骚扰并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政府在财力上难以支撑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

据后来统计，清廷在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并为此欠债达两千万两，其中相当部分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

而此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大约在七千万两左右，刨去开支，每年只有数百万两的盈余。这样的战争，显然不是清廷所能长期承受的。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会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也一直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

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譬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过，“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近邻俄国和日本，此时也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混水摸鱼。

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后，也不断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

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析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暗中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来往。

清廷当时最担心的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南北呼应，趁机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时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毕竟，以清廷当时的实力，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

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形势险恶。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的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人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

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正是出于多种考虑，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舍越南而保台湾，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

恰在此时，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新的法国政府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既然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两国间已进行了多日的秘密谈判也就互相妥协，彼此都表现出和平解决的意愿。

事实上，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外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就几乎没有停止过。

毫无疑问，打仗是最花钱的，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一笔；但要是打输了，战败方不但血本无归，反而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

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