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的顾颉刚与谭其骧之争

*本文摘自《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第五章

在离开北平前的1935年1月8日，顾颉刚向谭其骧提出合编一本中国地理沿革史，谭答应先试写一部分。但顾颉刚到上海后即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合同，希望尽快写出，致函催促谭其骧。谭其骧复函顾颉刚，答应不久将先寄出一部分。虽然谭其骧已经开了三年的沿革地理课，又写过一些专题论文，但动笔后却发现写沿革史并非如此简单；加上独自编《禹贡》和三校的课程，深感力不从心，《禹贡》第三卷第一期也迟出了一星期。3月6日，顾颉刚得知后十分不满，在日记中写道：“季龙编《禹贡》太不上劲，三卷一期，予送他多少稿件，而尚须迟一星期出版，真有‘才难’之叹！”次日他向谭发出一函，除催促沿革史外，又提出《禹贡》务必不能脱期，信中对谭颇有责难。13日，顾颉刚收到第一期《禹贡》，又生“才难”之叹：“《禹贡》第三卷一期寄到，错字满目。甚欲想一能任校对之人，而竟无之，不胜‘才难’之叹。季龙为何如此不中用？”（当日日记）正在此时，谭其骧的回信也到，针对顾的诘难诉说了自己积郁已久的烦闷，谈到“自己不能安心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文章，不能好好儿看一点不为做文章而看的书”。

3月18日，顾颉刚给谭其骧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告诉他《沿革史》“书肆之约已定，不可愆期”，“请将大作已成者及其他必要之参考书”寄来，“当急遽写成，寄沪而后回平也”。接着又就谭对自己烦闷和繁忙的诉说，谈了他的看法：“这个愁闷不是某人某人加给你的，乃是这时代、这国家加给你的。”“兄之忙，从表面看来都是我给你的……但你须知道……乃是我想帮助你。”他力劝谭应面对现实，“最苦的一件事，就是做了现代的中国人，无论你学问怎样好，无论你将来的学问可有多大的成就，而依然不能不顾生计问题，依然不能不受生计问题的压迫。”“所以，你固然忙得没办法，但这忙是在社会上奋斗所不得不经过的难关；而且这忙的性质是一贯的，并不是乱忙。……所以，我劝你尚友古人固是要‘论世’，评论今人和为自己计划也应‘论世’。须知今日决不是乾嘉承平之世……我们的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过，乃是受了时势的压迫，不得不然。只要我们不存心欺世，发见了自己的错误就肯改正，那就对得起这时代。若一味希望‘水到渠成’的作品，这仿佛责乞儿以鱼翅席，得无望之太奢乎！”

顾颉刚说：“我深知和你性情学问有很不同之点。龚定庵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拿适之先生的话来说，开风气者是敢作大胆的假设的，而为师者是能作小心的考证的。这两种精神固然最好合于一个，但各人的才性不同，不得不有所偏倚。我是偏于开风气，你是偏于为师，这是没法强同的事情；但正有此不同，故得彼此救蔽。这半月刊由我们二人办，以你的郑重合上我的勇往，以相反而相成，事就做得好。……不幸你不甚热心，弄得偏重到我的肩上。”

对《禹贡》的办刊方针和方法，顾颉刚重申了他的看法：“我说《食货》篇幅多，《禹贡》不应少，为的是有了比较。你说东西好坏在质不在量，不必计较这个。你的话固然很对，但你的经验实在不够。试问懂得质的美恶的，世上能有几个？大多数人是只懂得量的多少而已。你将说，办这刊物何须取悦于大多数人！学问之道何必妥洽于一班庸众！话说得自然对，但试问《禹贡》半月刊的基础建设在哪里？如果定户与零售减少，我们能不能存在？”“去年我奔丧时，曾请你收一部分软性的作品，例如地方风俗之类。这种事很易，只要出一题目，叫学生每人写一篇，就可挑出十余篇应用。但你似乎没有照办。单靠沿革史，固有永久的价值，但必不能得群众点头。”“说到分量的凑足，并非坏事，亦并非难事。要胡乱发议论，增多篇幅，固然不对。但以中国历史之长，地域之广，多的是材料。我们于议论文重其质，而材料文重其量，这就没有缺稿之虑了。（例如柳彭龄君一文，你所删去的，仍可另立一题而发表。）”

信写完后，顾颉刚意犹未尽，在日记中写道：“季龙纯粹为一读书人，自不能耐烦作事。但要生在这世上，又何能奚落此事。《禹贡》半月刊原是他自己事业，乃予在平，他丝毫不管，予走后他编了一两期就起怨恨。此等人看谁能与之合作？予处处提拔之而反被埋怨，其可气也。”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实拍图

但顾颉刚的信并没有说服谭其骧。他于23日复信，说本来没有能力编辑《禹贡》，也不可能在短期间内写出一部沿革史，所以勉强从事只是遵顾先生之命；对顾的其他批评也申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顾颉刚在28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长信。

顾颉刚写道：“一个人的才性不能勉强，我没有认清你的才性，徒然加给你工作，这诚然是我的不是；但这不是我勉强加给你的，而是我请求了你，你自己答应的。我此来携有日记，在日记上一查，知你答应同发起禹贡学会，出版半月刊，是廿三年二月四日在斌泰吃饭时事；你答应编地理沿革小史，是廿四年一月八日在我寓里的事。我固然没有认清你的才性，而你自己却也没有认清自己的才性，否则那会乱答应呢！”

接着，顾颉刚对“中国知识阶级的不济事”大发感慨，联系到自己参与过的新潮社、朴社、景山书社、技术观摩社等都不能善终，感到“真是使我伤心极了”，说“中国人为什么竟不能合作？我为什么永远找不到一个合作的伴侣？”又谈到他之所以要个人出版《禹贡》，而不在一个机关，是因为以前在北大编《歌谣周刊》和《国学周刊》，在广州中大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都是人一走就烟消云散，“我办《禹贡》，就是要避免机关中的厄运，让我用一个人的能力维持下去”。他表示下学年决计不离开北平，把《禹贡》办下去。“但是这个刊物，终究有一半为了你而创办的，”所以，他与谭约定，“此后你应当担负下列两个责任：一、你常做小篇的考据文章。二、凡属于汉以后的沿革文字，我把排样寄给你看；如有大笑话，请你改后寄我，免得又有‘唐三十六道’等语句出现。此外都由我来做，好吗？”

顾颉刚认为他们的分歧之一，是创办刊物的胸怀太不相同。“我办这刊物，因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也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他举钟凤年、孙海波、马培棠三人为例，说明通过《禹贡》“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

“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实拍图

其次是治学方法的差异：“现在研究学问，已不是一个人目不窥园可以独立成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个人编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而实际上是无数人帮着你编。一个人精神有限，对于一种学问，无论怎样用心，必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问题。几个人一讨论，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说你不赞成编《禹贡》，试问你将来编纂沿革史时能否不看《禹贡》？”

再次是工作精神的不同：“你说我的笔头快，也是当编辑的便利，这话也可商量。诚然我写字快，写议论文章也快……但考据文字，你要查书，我也要查书；你要整理材料，我也要整理材料；彼此便没有大差异。实告诉你，我的作文是拼了命的。”在叙述了他因写作致病的经过后说：“所以常对我妻说：‘别人只知道顾颉刚以作文成名，解决了生计问题；谁知顾颉刚的奋斗生涯是这样艰苦的！’”他告诫谭：“你如不欲解决生计问题则已，如果打不破这现实的需要，而犹欲解决之，那么，照你这样慢吞吞地干去是不成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性，我固然决不该希望谭季龙也成了顾颉刚，作同样的艰苦奋斗；但至少也须把精神紧张起来，才可在社会上打出一个自己的地位。”

最后，顾颉刚批评了谭其骧的骄傲，指出对人对己要全面看：“这三四年中，我在燕大里，或在城里，很听得人家批评你的话，归结起来不外‘骄傲’二字。你这次来信说，许多人不给你稿子。我看，这二字就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你的骄傲，是瞧不起人，觉得人家是浮薄，是平庸，是孤陋。实则一个人总是多方面的，有坏处也必有好处。从坏处看，但觉得可厌，而从好处看，则又觉得可亲。就把你来说，你在学问上很不苟且，不肯随便写作，这是好处。你在办事上十分马虎，以致答应了的事情不做，定期刊物变成了不定期，这是坏处。如果我的眼睛只看见你的坏处。那么，我真不值得把你做朋友。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见到你的好处，所以要写这样的长信来给你，希望你前途可以减少不幸的遭遇。你如此，别人当然也如此。”

顾颉刚在信的结尾写道：“不知你能受我这‘尽言’否？但无论能与不能，总希望你把我这两封信保存起来，到将来受到别方面挫折时候，再拿来一看，我想你必可在这两封信上找到些橄榄味儿。”在当天日记中，他记下这样的话：“写季龙信，心中一畅快。他如见我此信而犹不动心，则予亦未知之何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