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战饰演的莫得闲身上，隐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

在多数抗日战争题材电影中，整体风格往往冷峻而凝重，间或透出悲怆与豪迈的气概；仅有极少数作品流露出轻松明快的气质。

在这种背景下，《得闲谨制》就显得颇为独特。它的风格兼具诙谐与悲壮，试图在正统的抗战叙事脉络之外，开拓一条新的表达路径，寻找一种别样的战争书写方式，从而呈现民间视角下的抗战叙事范式。

莫得闲（肖战 饰）与夏橙（周依然 饰）

只求安稳日子的中国人为何拿起枪

《得闲谨制》的核心情节，是莫得闲因日军侵略而屡次遭遇家园被毁，只得从南京流亡至宜昌，再辗转至戈止镇。然而，影片并未满足于借莫得闲的苦难来展现战争之残酷，或单纯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而是有更大的叙事野心。

悲剧若要动人，往往需要先建立起一种正面的价值，再将其摧毁，才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在影片中，莫得闲曾提及家中“五世同堂”，那显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大家庭，象征着安宁、和谐与岁月静好。这正是影片所构筑的正面价值，它代表了“乡土中国”千百年来所向往的生活图景。此后在宜昌与戈止镇，莫得闲与妻子夏橙生下儿子，一家三口与太爷过着平静安稳的日子，同样展现出小农家庭特有的祥和与美好。

在本片中，所谓的“正面价值”，却只是最平凡的生活日常。在和平年代，这样的生活或许难以引人向往；但在影片所呈现的战争背景下，面对野蛮残暴的侵略者，连这般清寒的日子都成了一种奢望。影片正是通过反复渲染莫得闲与太爷漂泊的苦楚、他们对安宁的渴求，逐步构建起其深沉的主题。

影片在叙事上始终保持着克制与留白。例如莫得闲与夏橙在轮渡相识，彼此渐生好感；当夏橙劝莫得闲不如在宜昌安家时，莫得闲的拒绝竟换来夏橙轻轻的多记耳光。观众于此领悟，这实则是一种含蓄的示爱。果然，随着“两年后”的字幕浮现，两人已成婚生子。

正是在这类细节中，影片展现出其独具匠心的表达策略：既不在残酷战争中沉溺于过度浪漫的情感描绘，又要在战乱背景下传递人性温度。而夏橙以“安家”作为对莫得闲的诱惑与鼓励，也体现出她对其心理的敏锐洞察。

莫得闲

影片实际上浸润着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便是中国人对“家园”始终不渝的眷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性的，人们安土重迁，鲜少推崇流浪精神，却始终怀有深厚的故土情结与家园认同。由此便能理解，影片中的太爷在长江渡轮上因远离故土而心如死灰，但他仍细心携带着祖宗牌位。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当日军屠村时，莫得闲心中所系始终是家人；太爷每每欲冲出与敌人拼命，夏橙宁愿不躲进地窖也要守在他身旁。而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刻，儿子莫等闲跑出躲藏处，夫妻二人毫不犹豫地冲进炮火寻找孩子。正是通过这些细节，观众得以真切感受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那种紧密相依的关系。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凸显中国人对“家园”的深切眷恋、对“家人”的深情牵挂时，仍保持着一份清醒的反思精神，即看到这种情感可能带来的认知局限与行动上的短板。

正因中国人常将家人置于首位，有时便容易形成一种“以家为先”的封闭心态，对超出“家人”范围的世界表现得相对漠然，甚至视对方与自己的关系亲疏灵活调整道德标准。这正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当三名日本兵进村屠杀时，大多数村民的第一反应是躲在家中以求自保；即便有男子欲冲出去抵抗，家中的女眷仍苦苦劝阻。

然而影片并未陷入全然悲观的基调，反而基于这种文化特性，为观众留下希望的种子：当家园被毁、亲人逢难时，中国人同样会挺身而出，展现出恢宏的勇气与赴死的决心。即便是最初只想逃命的肖衍，在目睹梅德富死于眼前后，也最终选择了抗争，因为他们整个排，早已如一个大家庭般紧紧相连。

同理，莫得闲虽在困境中常自我安慰：“就这样吧，反正已经这样了。”然而当他退无可退，后面就是他的家人时，却变得异常勇毅决绝：“就不这样，凭什么只能这样？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影片以一种幽默中浸透辛酸的方式，引领观众探向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观察在这种独特文化语境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以及这些方式背后所蕴含的局限与潜能。

“兵渣”的血性从何而来

莫得闲的职业是钳工，既非军人，也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肖衍则是国军炮兵部队的一名排长。他们身份不同，彼此间甚至带着敌意：肖衍称莫得闲为“死老百姓”，莫得闲则回敬以“兵渣”。

影片中的肖衍，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人物，其背景信息如籍贯、家庭、婚姻等皆未作交待。在他带领的炮兵排中，每个人物都面目模糊，观众甚至难以记住他们的名字，更谈不上了解其性格。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肖衍及其炮兵排的塑造近乎失败。

然而，若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处理方式或许暗含深意。对于这群国军士兵而言，南京并非他们的故乡，戈止镇也不是家园，他们心心念念的亲人也不在身边。因为缺少这些伦理羁绊，他们得以从一个特定的伦理关系网络中逃逸，成了“自由之身”。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戈止镇像是局外人，满足于游玩嬉乐，并不关心国家破碎，更不关心民生疾苦。

肖衍（彭昱畅 饰）

影片将肖衍与莫得闲置于同一险境，但面对凶残的敌人，两人的反应实则不同。对莫得闲而言，“家园”与“家人”是真实具体的，是刻骨铭心的。他从南京逃出，亲见家人惨遭屠戮，也目睹普通百姓在战争中的生死挣扎，因而对日军怀有刻骨的仇恨，自然就有明确的战斗目标。

而那些既无家园牵绊、也缺乏国家意识的国军士兵，只是被动地执行命令，在战斗意志与战术安排上都显得麻木而迟钝。影片本可借此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其主题野心却不止于此。

影片设置这一军一民的角色对比，实则蕴含深意：是否拥有家园情结、是否心怀对家人的牵挂，不仅关系到人物形象的丰满与完整，更直接影响其行动力量。

影片中，那群国军士兵的生命处于轻盈的状态，而莫得闲正如其名，一刻不得停息，他要为家人的生计奔波，要为家人的安危拼命，他在战事最激烈时也一心多用，时刻关心另外三个家人的去向。影片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活得“轻闲”还是“沉重”，差异仅在于他是否有为之奋斗的家人。

这份惦念，事实上也决定了生命的质量以及个体的人生意义。正如生死关头，炮手康灵宝与麻郭富还在争论谁轮值，这就是因缺少惦念带来的无所用心。而肖衍在目睹炮兵排阵亡多人后，终于将自己视为“死老百姓”后，开始为他的炮兵排而战。

影片看起来只是一部战争片，实则站在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中，思考人生的意义。

中国人的家园能被摧毁，但中国人不会被摧毁

《得闲谨制》在战争场面处理上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最后那场自卫反击战中，炮兵排用一门防空炮与日军坦克对轰，视听效果极为震撼，并体现出一定的战术设计。尤其当莫得闲将炮用梯子架至屋顶，众人接力般以肉身承受巨大的后坐力时，场面悲壮而慷慨，令人动容。

在战争场景的处理上，影片善于藏拙。若要在动态中呈现大规模战争场面，往往耗资巨大。因此，影片围绕莫得闲的住所，构筑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战场。将场景局限在狭小空间内，且仅有一门炮、一辆坦克对峙，有利于控制制作成本。

这种为节约成本而压缩空间的处理，反而达成了多重艺术效果。莫得闲的住所，本是他们在战火中寻得的安稳之家，虽然清贫，却承载着一家三口与太爷相濡以沫的情怀。如今家园化作战场，本身即构成一种隐喻，仿佛整个中国大地、无数家庭都沦为战火纷飞的前线。在这片退无可退的战场上，日军的凶残令他们无法苟且，唯有誓死抵抗、血战到底。因为，“家园”不仅是中国人的信念所在，也是亲人最后的庇护所。

老太爷（杨新鸣 饰）

战斗中，日军坦克凭借机动优势不断变换角度，进行无差别轰炸，甚至试图将整座房屋夷为平地。而中国人只能以焦土抗战的决心，用血肉之躯弥补武器的代差。

这场战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缩影，那是无数中国人以家园为战场、为保卫故土而进行的殊死抗争。

中国人始终怀有深厚的乡土情结，渴望与土地建立连结。他们在“戈止镇”的名字中融入了“止戈”的祈愿。然而，三名日本兵却断言此处为“武镇”。由此可见，中国人所期盼的“止戈”，在日军眼中，仍是“用武之地”。

或许经过那场战斗，中国人才会深切地明白：一厢情愿地祈求和平并不现实，唯有挺身而出、英勇战斗，才能真正实现“以武止戈”。

影片结尾，莫得闲一家四口在废墟之上紧紧相拥。这无疑是一个生动的隐喻：家园虽毁于战火，中国人却不会被摧毁。正因那份深植于心的家园情结与顽强的求生意志，他们将坚持战斗，直至胜利。

《得闲谨制》是一部另类的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它在情节的前半段一度显得轻佻而滑稽，像是对严肃历史的一次消解性书写；尤其影片大量使用隐喻与象征，难免导致其显性叙事显得薄弱而牵强，许多内涵也需借角色之口直接道出，人物刻画亦被有意淡化。

然而，影片在诙谐中融入了深意，并以举重若轻的方式，不仅深入剖析并揭示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与文化特征，更站在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完成了对抗战历史的文化透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看到中国人身上的苟且与懦弱，也看到那份深藏的血性与顽强。

正如莫得闲所言：“像一个人那样慷慨赴死，像一群人那样前赴后继。我们做的事情无人知晓，我们的后代与世长存。”

（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来源：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