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李维民成功潜伏吉林市所设的估衣铺，就在如今船厂博物馆对面

1942年元旦，李维民带着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由延安辗转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吉林市。为了长期潜伏，开展情报工作，李维民亟需一个合适的对外身份，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吉林市，普通人长期在外突然返乡是极难落脚，更何况是在吉林市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想潜伏在城市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初，李维民因“五七事件”（可在账号里搜索之前写过的文章了解详情）离开吉林市后，家中生计维艰，他的母亲不得已到德胜门外的侯圣绂（即侯有麟，为李母远亲）家中当佣人。这位侯圣绂从事汽车运输业（经营乌拉街、舒兰方向运输的协力汽车公司），并开设有木器厂，是名噪一时的富商，在吉林市具有较为活络的人脉。

日伪时期有这样一项规定，凡长期出门在外的人归家，即便有户口，也必须经过审查并开具“居住证明愿”，方可重新居家生活。为了给李维民弄到一个“合法身份”，李母便恳求侯圣绂帮忙，说李维民一直在外经商，这次是“发财还家”。所幸侯圣绂还算义气，托其“日本朋友”为李维民上了户口，李维民也就此可以在吉林市公开活动。

李维民回到吉林市后，一直表现出在外赚到钱的做派，也积极准备开设“买卖”，为其活动制造一个“体面”身份。之前，他的姐夫刘福（另有资料记载为李福、刘福山）曾开设过估衣铺，李维民决定承接这个生意，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估衣铺是旧社会一种主要承接衣物典当售卖的当铺，虽然不是什么大生意，但涉及民间债务，同业竞争，加上流氓恶霸欺压敲诈，若想正常营业，也需要有“大人物”照应，民间谓之“插杆”、“靠山”。

想什么来什么，就在李维民寻找靠山之际，他的姑父刘兰亭给予了重要帮助。这个刘兰亭曾当过银号的经理，又是伪满时期伪德胜区长，交友广泛，在伪政界颇有影响。听说李维民要做买卖，刘兰亭便推荐相熟的吉林士绅马德恩、王可耕入股。马德恩曾在九一八事变前担任过吉林省实业厅厅长，王可耕则在九一八事变前担任过教育厅长（王可耕即王莘林，伪满初期有投敌行为，后来退出官场），二人虽此时虽已远离官场，但却是吉林市具有一定势力和威望的“头面人物”。

当李维民获悉马德恩和王可耕同意入股后，是非常兴奋的。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答应做我的股东，拿出很多钱来。这正对了我的心思，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需要他们的名气更甚于钱。他们譬如地基，有了这样的地基，无论修盖什么建筑物，都更能经得住这个社会的风风雨雨。

李维民的估衣铺选址在牛马行附近的头条胡同（今通信胡同），字号取为“永茂东”。牛马行一带是旧时吉林城典当业最为发达繁盛的地区，从选址上看，“永茂东”是得地利的。尽管没有明确记载这家估衣铺的生意如何，但是从后来许多吉林士绅与李维民开设工厂的情况看，永茂东的生意和李维民的能力肯定是得到“资方”认可的。

在《红根生江城》一书中，展示了一张永茂东估衣铺旧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彩色照片。当时这里已是吉林市福顺饭店的营业场所，门牌号为通信胡同28号。在照片上，这处青砖老房子的外墙被粉刷成白色，门脸并不大，从阳光照射角度判断，这座房屋应在今通信胡同路北，从28号记载以及侧边的火炕楼推断，其位置或在胡同西段，即今苗韫识先生开设的船厂博物馆对面。

以经营估衣铺为起点，李维民开始在吉林市大展拳脚，明着忙生意，暗地里开展工作。此后，他又披上了几层保护色：首先，李维民广交朋友，通过苏启元、李枫的介绍，李维民加入了“在家理”，拜吉林青帮首领张锦轩为师傅，就此有了江湖朋友；又托人在伪德胜区当上了义勇奉公队（替伪政权摊派劳役）的分队副，最大限度麻痹了敌人；1944年，李维民又成功吸收了李振鹏、刘兰亭、侯圣绂等人的投资，在北关夹信子开设了“裕顺德”弹棉厂（另有资料记录为福顺堂弹棉厂）和鸿大纺织厂。至此，李维民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贵客盈门，根基越来越稳固。

凭借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李维民在潜伏中，成功地渡过宵小讹诈、日本特务试探等一系列难关，为延安传递了情报消息，并为日本投降后我党接管吉林市奠定了基础——吉林市“第一次解放”时成立的政权（我党控制），之所以被马德恩、张锦轩拥护，并有了李枫、马在田等骨干的加入，与李维民和他们相熟关系巨大。

时光荏苒，现如今的通信胡同，已找不到一点旧时的街貌痕迹，如今人们行进在这条闹中取静的街道时，可能已不知道八十多年前的街边，曾有一处让李维民成功潜伏的估衣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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