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同级守延安,18年后一人上将一人少将,最后那位差点被评成大校,多亏彭老总拍桌子
1955年授衔前夕,一份初拟的名单送到彭德怀手里,老爷子看了一眼直接火了。
为啥?
因为有个名字后面居然标着“大校”。
要知道,这人可是正儿八经的红军军长,跟上将阎红彦当年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兄弟。
同样的起点,十八年后一个是封疆大吏挂上将,一个差点连将军都没当上,这差距简直比股市崩盘还刺激。
这事儿得从1937年秋天说起。
那时候全面抗战刚爆发,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那是锣鼓喧天过黄河,去前线跟鬼子死磕。
可是吧,主力一走,延安成空城了。
党中央还在那儿呢,谁来保卫?
那时候陕甘宁边区乱得很,土匪多如牛毛,国民党特务也跟着凑热闹。
中央没办法,大手一挥,让三个主力师各留一部分人在后方,设立“留守处”。
这三个留守处的主任,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阎红彦、陈先瑞、贺晋年。
按当时的编制,这三人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各自师在大后方的“总管家”。
先说混得最牛的,129师留守处主任阎红彦。
在1955年的名单里,阎红彦是个超级特例。
按规定,转业到地方当干部的原则上不授军衔,阎红彦当时已经是四川省委书记了,妥妥的封疆大吏。
但他不仅授了,还给了个上将。
为啥?
资历这东西,平时看不见,关键时刻就是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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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是陕北红军的“山头”大佬。
早在1927年就跟谢子长搞清涧起义,后来跟刘志丹搭班子。
红30军成立时,他直接就是军长。
抗战改编,红30军变成129师留守处。
评衔的时候,上面一看,陕北红军这块必须得有个代表人物撑场面,而且得是“全红”的(一直跟着党的)。
算来算去,就他最合适。
这枚上将星,其实是对整个陕北红军历史地位的承认。
再看115师留守处主任陈先瑞。
这位老兄属于“稳健派”,虽然没像阎红彦那样飞黄腾达,但也拿了个中将,算是实至名归。
陈先瑞出身红25军,这支部队是长征的先锋。
但长征那会儿他没走完,留再了鄂豫陕打游击。
这活儿可不好干,主力走了,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不仅活下来,还把红74师带到了1700多人。
抗战一开始,红74师变成115师留守处。
后来解放战争在陕南剿匪,抗美援朝又当了19兵团政治部主任。
这履历,每一步都踩再点子上,没有大起大落,主打一个稳。
1955年给个中将,大家都没意见。
最让人跌眼镜的,是120师留守处主任贺晋年。
论资历,贺晋年一点不输前两位。
他是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红27军军长,地地道道的地头蛇。
当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贺晋年是立了大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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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他的红27军改编成120师留守处,后来是警备第一团。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四野48军军长。
按理说,红军军长+解放军军长,怎么着也是个中将底子吧?
结果呢?
1955年评衔小组一看履历,因为他在东北战场后期主要负责剿匪和后勤,加上当时有“压一压”的风气,居然拟定给他授大校。
消息一出,圈子里都炸锅了。
这就好比一个公司创业元老,上市的时候给发了个实习生的工牌。
这种落差,搁谁身上都得怀疑人生。
这时候,彭德怀和贺龙看不下去了。
特别是彭老总,他在西北战场指挥过贺晋年,知道这人的斤两。
彭老总那脾气大家都知道,直接拍了桌子,据理力争。
最后上面重新考量,才把贺晋年提到了少将。
虽然挂了星,但他是少将里的“准上将”资历,排位也是少将里的第一档。
后来为了统一指挥,中央让萧劲光大将出面,搞了个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把这三个摊子整合了。
但1937年那个秋天,阎红彦、陈先瑞、贺晋年这哥仨,确实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谁能想到,短短18年,命运的转盘转出了这么大的差别。
阎红彦靠的是特殊的历史地位,陈先瑞靠的是稳扎稳打的战功,贺晋年则是在复杂的博弈中吃了亏。
参考资料:
2003年5月11日,贺晋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是这三位“留守主任”中最后一位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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