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有前途的王朝之一，竟然被谣言消灭了｜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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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博

中国历史上，谣言有极大的能量，早期还被视为宇宙间不和之气通过平民之口的宣泄，具有神圣属性，故而汉代有观风纳谣之制，谣言也作为政治攻讦和该朝换代的利器，汉家“三七之厄”等谣言直接推动了汉朝的灭亡。六朝以来因为佛教的勃兴，谣言的能量有所削弱，但自宋到清仍然时隐时现，而宋朝甲午谣言则影响到了北宋兴亡，前人对此关注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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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驾崩，十三岁的仁宗即位，成为大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因为当时他年纪尚小，朝政都是由皇太后刘氏打理的。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逝，仁宗开始亲政。

宝元元年（1038）西夏称帝建国，随后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宋夏战争。从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宋军先后遭遇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的三次大败，宋朝想以武力阻止西夏建国的企图彻底失败。

庆历四年（1044）十月，双方罢兵言和，宋朝实际上承认了西夏自为一国的事实。大宋王朝的声威一落千丈。

在经历了艰苦的宋夏战争之后，北宋自开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大规模爆发出来。军队数量多但战斗力差，政府官员众多但执政能力差，兵多官多，花钱如流水，朝廷财政压力巨大，濒临破产。这就是后来深受诟病的宋朝顽疾——积贫积弱。

庆历三年（1043）八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与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富弼（1004—1083）以及韩琦组成了一个内政改革的领导班子，提出了三大方面的十大改革计划，史称“庆历新政”。

改革计划非常庞大，力度是空前的，甚至放到整个古代历史上也是绝后的。

由于王安石变法在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庆历新政的改革计划常常被人们理解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但实际上，两者的改革力度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庆历新政的改革计划可比王安石变法猛得多，只是因为这个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所以影响力才没有王安石变法那么大。

范仲淹不是王安石能够碰瓷的

我们以庆历新政的第一个方面“整顿吏治”为例，来体会一下庆历新政给当时官场所带来的震撼。这次改革，主打的就是加强官僚队伍建设，总体思想是优化官员队伍，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比如朝廷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照顾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每三年就按照资历给官员们升职加薪，而是要看他们实际的功劳、表现、才能和品行来提拔任用。那些年纪大身体不好，或者能力不行，甚至身上还背着贪污案件的官员，就不能再让他们继续当官了。

此外，这个整顿吏治的一揽子计划，还提出要限制那些高级官员的子弟亲属靠关系当官的特权。因为过去为了照顾高级官员，朝廷会定期派给他们的亲属一些当官的名额，这个制度大大增加了官僚队伍的规模，也必定会损害官僚队伍的整体质量。

同时，为了提高官员的施政水平，新政提出要改革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是改变科举考试的规则，让州县都设立学校，学生们必须在学校里学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去参加考试。考试也不再只是考诗赋和背书，而是更看重考生的施政能力和个人品行。

最后，改革计划还要求朝廷在选择地方长官时必须非常严格和谨慎，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认真挑选各路、州的军政长官，再由这些路级和州级长官去挑选各县的长官。选官的时候，必须优先选派那些得到多数人推荐的候选人。

为了让清官能够把日子过下去，新政还重新规定了官员的待遇，按照他们的等级分配一定数量的田地，即所谓的“职田”。这能够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官员们因为不能保障体面的生活而走上贪污腐败之路。

庆历新政想要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直接拿整个官僚体制开刀，而且刀刀见血，比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厉害多了。

庆历新政是压缩官员的利益和特权，以减少财政压力，提高执政能力；王安石变法则相反，是以变相增加官员利益和特权的方式来换取官僚集团支持变法。

王安石变法大部分的政策都是以提高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导向的，他设计了青苗法、市易法，就是政府直接下场去商海里赚钱。

而王安石提高政府效率的办法，则是多招人，比如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等非常设机构，选用一批新进的官员，以小官担重任，从而调动他们参与变法的积极性。

同时，虽然王安石新法让老臣们靠边站了，但却以高薪厚职的闲差把老人们养了起来，旧官未少，新官又增，官僚队伍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继续膨胀。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两相比较，两者在立意上高下立见。

当然，像庆历新政这么生猛的改革注定阻力极大，滞碍重重，不但不会成功，甚至连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的尝试机会都没有。庆历新政的计划刚一出台，立即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

官僚集团不敢公然反对庆历新政提出的那些积极正面的改革计划，所以只能开足舆论马力，造谣改革派是朋党，企图借着新政党同伐异。

随后，朋党谣言成为新政最大的阻力，支持新政的欧阳修很快就感觉到仁宗已经受到谣言的影响。皇帝对新政，特别是对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的大臣的政治信任开始动摇。

这时，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上书仁宗，指出新政计划出台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这种状态就是谣言滋生的温床。而相关改革消息“朝报京师，暮传四海”，这意味着谣言一旦产生，也会跟着迅速传遍四方，天下人都盯着看新政究竟能不能推行下去。

欧阳修提醒仁宗：“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新政派官员认为，仁宗必须百分百地信任范仲淹等人，新政才能成功。

欧阳修说，新政敢于拿心存侥幸、因循守旧、姑息纵容这些官场积弊开刀，肯定会招来小人的怨恨和愤怒，不免会有各种流言兴起。奸邪之人也必定会时常对新政的改革措施诽谤阻挠，如果仁宗没有定力，听信他们的话，那么新政必败。

可惜的是，面对谣言四起的局面，仁宗并没有欧阳修期许的那种定力。更关键的是，谣言不但动摇了仁宗的信心，更把范仲淹、富弼等人置于火盆之上。

谣言无论真假，对于被造谣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重创。被造谣者定力不够的话，自己就会未战先溃。定力的获得，需要身处谣言漩涡的人对自我价值有坚定的信念。被造谣者只有拥有足够的定力，才能在谣言的风暴中站稳脚跟，不被谣言左右或击垮。

庆历新政的最后失败，也是因为范仲淹和富弼最终扛不住谣言的巨大压力。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压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量级的谣言，竟然是由改革派的一个“猪队友”石介（1005—1045）引爆的。

石介性情耿直，而且有些书生意气，缺乏官场生存的基本技巧——城府。庆历三年（1043）三月，当仁宗准备起用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新政，新政的“铁杆粉丝”石介就迫不及待地写诗庆贺了。

在题名为“庆历圣德诗”的诗中，石介一边大肆宣扬范仲淹、富弼的人品和能力，把他们比作圣王尧舜时的名臣夔和契，一边又暗中讥讽前不久刚刚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的夏竦（985—1051）。

当时谏官们听说夏竦的任命，连番上疏攻击夏竦是“大奸”，最后仁宗被迫搁置了这一任命。这时的夏竦因为不为朝中舆论所容，无法上任，正一肚子火呢。石介在《庆历圣德诗》中一拉一踩，不但坐实了舆论对新政派大臣的朋党谣传，还惹怒了身在外地、在庆历新政中隔岸观火的夏竦。

庆历新政期间的一众官员中，以夏竦的官场手腕最为高超。宋夏战争期间，他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等职，坐镇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庆历新政的骨干范仲淹、韩琦都在他的手下担任副手。夏竦和范、韩二人因长期共事已生龃龉，经石介这么一搅，双方更水火难容。夏竦抓住石介平时说话孟浪的特点，开始设计编造针对新政骨干人物富弼的谣言。

据王称所著的《东都事略》记载，石介曾经在给富弼的信中，用行“伊周之事”来激励富弼，希望他能像上古时代的贤相伊尹和周公一样，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夏竦知道后，故意将“伊周之事”改为“伊霍之事”，然后到处散布。

伊尹和周公是舍己为公的贤臣，石介的这个用典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传说中，伊尹为了教育不懂事的夏王太甲，将他放逐到桐宫，自己摄政，直到太甲明白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之后，才接他回宫，奉还大政。伊尹的行为放到皇权至上的宋代，已经有些不合适了。如果将“伊周”改成“伊霍”，则是大逆不道之言。

霍光是汉朝的权臣，曾经以昏庸、荒淫无道为由，废黜当了快一个月皇帝的刘贺。因此，行“伊霍之事”乃是暗示富弼废黜仁宗另立明君。不得不说，一字之改，就可以将新政的主将富弼打入地狱。夏竦的手段确实狠辣。石介惹谁不好，非要去惹夏竦！

为了使富弼等人阴谋废立的谣言更可信，夏竦还暗中训练自己的女婢模仿石介的笔迹，以石介的名义替富弼撰写了一篇废黜仁宗时需要用到的诏书。如此一来，废立之事看起来就有板有眼了。

这个谣言最后传到了仁宗耳中，其破坏力绝对犹如原子弹。虽然史书上说仁宗不信，但这种事情，完全不信或者毫不在意是不可能的。

夏竦精心策划和制造的谣言，使新政派官员与仁宗之间有了嫌隙。直接被架在火上烤的富弼这下彻底崩不住了。富弼开始恐惧起来，不敢再坚持把新政搞下去了。

庆历四年（1044）八月，炎热的天气开始转凉，改革派官员对新政的热情也在谣言的不断打击下日渐淡薄。朝廷内暗流涌动，富弼这位新政的坚定主持者和拥护者，选择了远离纷争，主动请求外任，宣抚河北去了。他的离去，如同秋风将夏日的酷热一起带走那样，把新政的激情一并带走了。

其实早在当年六月，因为朋党谣言的攻击，加上陕西前线战事吃紧，新政实际的主导人范仲淹已经选择了远离朝廷的漩涡，自请前往陕西前线督战。

到了八月，庆历新政的主要领导者都因为扛不住谣言的攻击而放弃了在朝中的执政之位。随着骨干人员的离去，庆历新政也就此不了了之。

不过，有意思的是，庆历新政虽然结束了，但围绕庆历新政制造出来的谣言却没有随之结束。

庆历新政失败后，石介这位曾为之摇旗呐喊的旗手，也被贬官外放到濮州当通判，但他这时突然得了急病，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在家里病死了。石介的死讯传出后，夏竦开始四处散布谣言。他声称石介是诈死，是富弼让石介金蝉脱壳故意制造的假象。他甚至造谣说富弼打算联合契丹举兵造反，故而让石介诈死，好脱身前去暗中跟契丹人联络。

这一谣言实在太过劲爆，立即震动朝野。仁宗听了居然认为，以石介的为人，这事还真有可能干得出来，于是派人去石介家里调查他到底死了没有。

一时之间，朝廷上下异常纷扰，除了夏竦的死党以外，大部分大臣都担心一场前所未有的闹剧即将登场。仁宗为了查明石介是否真的已死，甚至打算派人开棺验尸。这种狗血剧情一旦上演，那整个宋朝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这场荒诞的闹剧，让群臣感到既愤怒又无奈，他们纷纷上书，力证石介已死。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仁宗最终才相信石介已死，这场荒诞的闹剧才得以收场。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庆历新政开始到石介诈死谣言结束的这段时间，宋廷仿佛成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戏台。庆历新政的开始不过是个“过场”，而后续的谣言故事才是这出大戏的高潮。

这些谣言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旦放出便难以控制，而且花样百出，从朋党谣言到行“伊霍之事”谣言，再到石介诈死的谣言，越传越离谱，简直比庆历新政本身还要精彩。

事实上，随着宋代政治逐渐进入党争时代，谣言也渐渐成为仁宗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在党争中，各方利益集团往往大行造谣之能事，流言蜚语堂而皇之地成为各派官员之间互相攻击的武器。仁宗朝的政治场域，仿佛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而谣言就是这个战场上最犀利的武器。

各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编造各种谣言来攻击对手。这些谣言如同毒箭一般，让原本就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谣言的威力大到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局势，甚至能决定整个王朝的命运。

要是庆历新政成功了，北宋乃至整个宋朝最后的命运或许就会大不相同。

本文节选自黄博兄的新书《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讲述北宋甲午谣言对整个北宋兴亡的影响，着重关注历史发展中，政治军事之外的观念上的线索，对于一向忽视观念史的国内史学研究来说非常有意义，也是很有新意的科普，大司马向大家推荐。

黄博，1982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项，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著有《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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