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职冰河期”如何改写被系统抛弃的一代人的命运

一、从“安静的失败者”说起

曾经，日本媒体用“就职冰河期世代”，形容大致197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批人，他们许多有大学学历，90年代中期毕业，却从未成为“正式社员”；他们的青春恰好撞上经济泡沫崩塌，毕业就是冬天的开始。

在日本的官方叙事里，这些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年轻人，要么是“不够努力”、不懂“忍耐”的问题青年，要么是追逐梦想的“自由一族”。

但在便利店夜班的收银台、县城工厂的流水线、网吧的狭窄隔间里，另一个事实慢慢浮出水面，日本在维持表面安定的过程中，悄悄牺牲了一整代人的生活轨迹。

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职冰河期是怎样形成的

要理解他们这代人发生了什么，得先回到泡沫破裂的年代。

90年代以前，日本的“日本式经营”有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企业通过统一的“新卒一括招聘”，把大学生、高中生成批招进来，从青年培养到退休，换取的是忠诚与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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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泡沫崩盘后，企业负债累累，银行坏账成堆，宏观经济长期低迷；在成本重压下，企业做了一个看似“合理”的选择：

对老员工：“终身雇佣”尽量不动，裁员会付出巨大社会成本和舆论代价；

对新毕业生：直接缩减甚至冻结正式招聘，把风险转嫁给还没进入公司的人。

于是出现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就业双轨制。”

昭和时代留下来的“正式社员”，享受稳定工资、奖金和充足的退休金；留给90年代中后期之后毕业则是大量只能在合同工、派遣工、兼职间辗转的“非正规雇佣”。

从宏观指标看，当时的日本失业率并没有像欧美那样飙升到两位数，看上去“社会稳定”；但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毕业＝进入稳定正社员”的旧规则被悄悄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写在法律里的、却十分坚固的二等公民身份。

三、劳务派遣工的闸门

进入21世纪后，一个关键的法律变化，让这代人真正掉进了“冰河”。

2004年，日本对《劳动者派遣法》进行了大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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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向制造业派遣临时工；

延长派遣合同的最长期限；

对派遣业务的准入门槛继续放宽。

这些条文在文件里显得很技术性，但它们的现实意义却很直白，大企业可以放心地用派遣工来替代正式员工，而不必承担长期雇佣责任，结果显而易见。

在日本的惯例下，如果在毕业后几年内没进入正社员轨道，日后再想“转正”会异常困难。

非正规雇员的时薪、年收入普遍低于正式社员，很难享受同等的奖金、晋升机会和企业年金，而且大多只能做流水线最末端的工作，难以累积可迁移的技能。

于是，我们看到现实中正式与派遣员工工作与待遇那种极端割裂。

四、企业保利润、政府保福利，年轻人则保不住生活

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部门总体上长期处于“资金盈余”状态，现金和存款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工资总额和资本投资增长却十分疲弱。换句话说，公司账上的钱越来越多，但发到年轻人手里的钱，并没有同步增加。

另一边，日本已经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养老金与医疗开支逐年攀升。

政府通过提高消费税、调整社会保险费率来弥补缺口，负担更多落在了正在工作、但收入本就不高的中青年身上。

对冰河期世代来说，这形成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己的工资因为“非正规”身份而被压低；却要用这份工资去为父辈那一代的高额福利买单；

五、从工资到婚姻、生育：一场“社会性消灭”

金钱问题不会只停留在钱包里，它会慢慢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1.住房与城市生活成本

在东京和大都市圈，冰河期世代的许多人只能租住老旧公寓、合租房，甚至以“网吧难民”的形式在廉价网咖过夜。

2.婚姻与生育的延后乃至放弃

经济不安全感与婚姻选择之间的联系，在日本数据中有非常清晰的体现，2015年的统计显示，50岁男性中约有23.4%终身未婚，女性则为14.1%，远高于战后早期的水平。

各种研究与民调也显示，不稳定就业、收入不足是许多男性不敢结婚、不敢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姻变成了一道严苛的经济门槛。

3.心理健康与自杀

日本的自杀人数在1998年突然跳升，从前一年的约2.4万人增至3.28万左右，此后至2011年连续14年维持在3万以上。

经济压力、工作不稳定、长工时和孤立感，是被反复提及的风险因素。

冰河期世代的许多人，在最需要积累技能与社会关系的年龄段，却在零碎的临时工作和长时间的加班中消耗掉了健康。

这不是通过战争或灾难造成的肉体毁灭，而是通过结构性安排让一代人失去了积累资产、建立家庭、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六、谁在获益，谁在沉默

这或许可以画一张“利益分配金字塔”。

顶部，是少数大企业、高净值家庭和握有资产的人，他们在长期通缩与低利率时代，通过资产保值增值受益；

中部，是保住了正式职位的中老年员工，他们在公司内部具有话语权，也往往是政治上的积极投票者；

底部，是非正规雇佣为主的年轻与中年劳动者，他们话语分散、组织薄弱，很难在政策层面发出统一的声音。

这种结构性分布，使得一种叙事特别容易流行，“年轻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够努力、不肯吃苦。”

它通过媒体、励志书籍和企业培训不断被重复，把制度问题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不稳定”被说成“多样化的工作方式”，“低薪”被包装成“自由与灵活”。

这种叙事之所以有效，不只是“阴谋”，还因为，日本的中老年选民确实害怕福利削减；企业也确实面对全球竞争和股东压力；政策制定者在“增长vs再分配”之间，常常选择成本更小的那条路。

这不是某个坏人的阴谋，而是一整套制度在既得利益与现实中做出的“理性选择”，但对冰河期世代而言，这种理性，是冷酷的。

七、迟到的政策补课与别处的影子

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

从2019年前后开始，“就职冰河期世代支援”被正式写进政策文件，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面向40岁左右人群的职业培训、转正支援、公共部门雇用等措施，希望帮助他们转入稳定岗位。

疫情之后，随着劳动力短缺加剧，一些企业也开始意识到，忽视一代人的技能与潜力，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近年来有数十万人通过再培训与中途采用获得正社员机会，但与整体规模相比，仍只是冰山一角。

从政策角度看，这些努力当然值得肯定，至少承认了“问题不只是个人不努力”；也为“同工同酬”“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等改革铺路。

但从个人来看，这些补救显然来得太晚，许多冰河期世代已经度过了技能累积的黄金十年；在高房价和不稳定收入夹击之下，他们早已错过了购房、结婚、生育的窗口；心理和身体健康也已经为长期的压力付出了代价。

日本今天的极低生育率、高单身率、劳动力不足、财政压力，其实都与此相关：一代人缺席了中产阶级的位置，也就缺席了消费、育儿、纳税和社区建设。

在任何一个快速老龄化、增长放缓的社会里，会选择由谁来承担成本？

又愿不愿意承认，那些在角落里沉默的中年人，其实支撑着表面上的“稳定”？

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