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学者们，一提到民族和边疆问题就炸毛？

1927年，日本首相首相的一份绝密奏折，让中国学界惊出一身冷汗：这哪是做学问，这是在把中国往死里整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拿着一份刚出炉的报告，手都在微微发抖，那是激动的。

他在给天皇的绝密奏折里写了一句让所有中国人后背发凉的话：“咱们的矢野博士证明了，满洲根本不是中国的，而且中国那帮学者对此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历史不再是书房里的陈年旧事，直接变成了一把顶在脑门上的枪。

几十年后的尸山血海，谁能想到，竟然是从京都帝国大学一间安静的书房里开始的。

那个被田中义一捧上天的矢野仁一，仅仅用一只笔，就想从法理上把一个古老的帝国大卸八块，而当时的中国学界，面对这种降维打击，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哑火了。

把时间轴拉回到甲午战争之后。

那时的日本不光想赢战场，更想把人心也给赢了。

日本学界那会儿流行一种调调：只有日本才是“东洋文明”的老大，至于中国？

那不过是个等着被拆解的地理名词罢了。

有个叫白鸟库吉的学者，搞出了一套听着特吓人的“东洋史学”，核心就一招：把中国本部（就是中原那一块）跟满、蒙、回、藏给切开。

在他们的故事里，长城以外的地方，纯粹是因为清朝皇帝的私人关系才凑合在一起的，压根不算中国的固有地盘。

这招太阴损了，他们比当时还在之乎者也的中国学者更懂西方那个“民族国家”的玩法，又比西方人更懂中国古籍。

结果呢，当咱们的知识分子还在研究微言大义的时候，日本学者己经跑遍了咱们的边疆，测地图、挖古迹，甚至产生了“这地儿就是我家”的幻觉。

真正把这种“学术侵略”玩到极致的，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矢野仁一。

这人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

为了配合军部的野心，他抛出了一堆暴论，什么《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还有《中国无国境论》。

在矢野仁一看来，中国根本不算一个现代国家，充其量就是个文化圈子。

他指着《尚书》里“奄有四海”的句子嘲笑中国人：你们只有“天下”这种虚头巴脑的概念，没有“国境”这种实打实的概念，既然没国境，那就不是国家，既然不是国家，那现在谁有本事占了，谁就是合法的主人。

这种逻辑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流氓有了文化，但在当年的国际法体系下，却是一贴剧毒的迷魂药。

甚至连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听了这一套，都开始跟着哼哼，质疑中国疆界的合法性。

面对这种要把国家拆散架的危机，中国学界的反应那叫一个惨，经历了从懵圈到愤怒，最后绝地反击的痛苦过程。

最早跳出来的是梁启超，他在天津喊破了喉咙，说东三省两千年来就是中国的郡县，但这会儿光靠嘴说已经不管用了。

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真让人给占了，书生们才真正意识到“学术救国”不是一句空话，是保命的家伙。

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急红了眼，他心里清楚，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学术著作来证明东北的主权，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就是完败。

于是，他拉上蒋廷黻这帮人，玩命一样赶写《东北史纲》。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它被翻译成英文，直接送到了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桌子上，成了中国外交官手里的盾牌。

虽然因为赶工太急，这本书被后来的史学家缪凤林挑出了不少硬伤，但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刻，傅斯年的这声呐喊，虽然粗糙，却是带着血腥味的。

可是吧，外患还没搞定，家里又乱套了。

随着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蒙古军政府”一个个粉墨登场，中国面临着被彻底“分而治之”的风险。

这时候，一个极其痛苦但必须做的学术转向发生了。

曾经那个以“疑古”出名、敢说“大禹是条虫”、“黄帝不存在”的顾颉刚，突然变了。

年轻时他觉得拆解中国上古史挺牛的，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他意识到过分强调“古史辨”和民族差异，正好给了日本人分化中国的刀子。

于是，顾颉刚做出了一个学者最大的妥协，或者说是升华——他开始死磕“中华民族是一个”。

他在1939年悲壮地写道，以后别再分什么汉满蒙回藏了，凡是中国人，就是一个民族。

谁敢再提“本部”和“边疆”的区别，谁就是在帮日本人递刀子。

这种近乎“政治挂帅”的转向，在当时引发了一场特别激烈的内部冲突。

冲突的另一头，是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吴文藻。

费孝通他们搞人类学田野调查，讲究实事求是，觉得中国确实存在不同的民族，不能为了政治统一就抹杀文化的多元性，应该追求“和而不同”。

这本来是学术上的真知灼见，但在傅斯年看来，这简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傅斯年动用了他在学界和政界的所有人脉，对吴文藻的团队进行了近乎残酷的打压，甚至逼得吴文藻不得不离开昆明。

晚年的费孝通回忆起这段往事，虽然无奈，但也表示理解傅斯年当时的想法——在那样的生死关头，为了保住“中国”这个概念不被瓦解，学术的纯粹性不得不为国家的生存让路。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是文人相轻的闹剧，而是一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大厦将倾的时候，试图用笔杆子筑起最后一道长城的悲壮背影。

日本学者用“严谨”的考据当枪使，中国学者则被迫在战火里重构我们的民族叙事。

无论是傅斯年的霸道，还是顾颉刚的转向，或者是费孝通的委屈，他们所有的争论和牺牲，核心就一个：保住这片土地的法理合法性。

历史证明，疆域的防线不仅仅由士兵的血肉组成，同样由学者的良知与智慧铸就。

当我们今天理所当然地谈论960万平方公里时，别忘了当年那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的“国史保卫战”。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台湾一次会议上倒下了，临死前还在因为教育经费的问题跟人拍桌子，终年54岁，真的是把自己给累死了。

参考资料：

桑兵，《国学与汉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