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34 年的中国，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动荡年代。西北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甘肃某县的一个偏远村落，依然维持着千百年来的农耕节奏。
5 月 31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村民们便已扛着农具走向田间，唯有村民王老实（化名）的家门紧闭 —— 往日里，他总是村里最早起身的人之一。
邻居李老汉觉得反常，几次敲门无人应答后，便召集几个村民撬开门锁。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王老实直挺挺地躺在土炕上，面色青紫，嘴角挂着白沫，早已没了呼吸。
屋内陈设整齐，没有打斗痕迹，也无财物丢失。这个平日里老实巴交、与人无冤无仇的农民，为何会突然暴毙？
消息迅速在村落里传开，恐慌像瘟疫般蔓延。有人说前几日看到王老实与同村的张栓柱（化名）因地界问题争执，吵得面红耳赤；也有人说王老实最近得了一笔卖粮的钱款，怕是被人见财起意。各种猜测愈演愈烈，最终指向 “投毒谋杀”。
张栓柱很快被村民们围堵起来，尽管他反复辩解自己与此事无关，但在 “人证”（争执事实）和 “物证”（王老实离奇死亡）面前，百口莫辩。
当地保长不敢怠慢，立即将案件上报至县公署。1934 年的甘肃基层司法体系尚未完全近代化，侦查手段仍停留在传统模式。县公署的办案人员抵达现场后，既未对尸体进行系统解剖，也未对现场物品进行毒物化验，而是直接采用了流传千年的 “银针验毒法”。
按照传统说法，银器遇毒会变黑，且黑斑无法擦洗去除。办案人员将一根打磨光亮的银针，直接插入了王老实的肛门，停留片刻后拔出。众人果然看到，银针表面出现了两块明显的黑斑。办案人员用清水反复冲洗、用布擦拭，黑斑依旧没有脱落。
“铁证如山！” 办案人员当即宣布，王老实确系中毒身亡，张栓柱因有重大作案嫌疑，被正式逮捕收押。
这个结论在村落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 毕竟 “银针验毒” 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常识”，黑斑不脱便是中毒的铁证。然而，张栓柱始终拒绝认罪，他在狱中多次喊冤，声称自己从未投毒，王老实的死亡定有其他原因。
在关押数月后，张栓柱的家人凑钱聘请了律师，向甘肃省高等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银针验毒” 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请求重新审理。
张栓柱的上诉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方面，基层民众和部分司法人员坚信 “银针验毒” 的有效性，认为上诉是 “无理取闹”；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法医科学逐渐传入中国，一些进步人士开始质疑传统断案手段的科学性。
甘肃省高等法院受理上诉后，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维持原判，似乎符合 “民众认知”，但缺乏科学验证；如果推翻原判，又没有足够的证据反驳 “银针黑斑” 的现象。
此时的中国，法医科学正处于萌芽阶段。
1931 年，上海法医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业的法医机构，所长林几被誉为 “中国现代法医学之父”。林几早年留学德国，系统学习了西方法医理论与技术，回国后致力于推动中国司法的科学化、规范化。
甘肃省高等法院经过反复商议，最终决定将此案的关键证据 —— 那根带有黑斑的银针，以及王老实的部分尸体组织样本，送往上海法医研究所，请求进行科学复验。
这个决定在当时堪称 “破天荒”。在此之前，中国的司法案件中，传统经验往往占据主导地位，“银针验毒”“滴血认亲” 等手段被广泛应用，很少有案件会专门送往专业机构进行科学检测。
甘肃农民死亡案的复验请求，不仅关系到张栓柱的个人命运，更成为检验传统断案手段与现代法医科学的一次重要碰撞。
1934 年深秋，装有银针和尸体样本的包裹抵达上海法医研究所。林几所长亲自接手此案，他深知这起看似普通的农村命案背后，承载着推动中国司法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开始检验前，林几仔细查阅了案件卷宗，了解了案发经过、基层办案流程以及 “银针验毒” 的具体操作细节。他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基层办案人员将银针直接插入死者肛门，而非检测呕吐物、胃液等更可能残留毒物的部位，这一操作本身就存在明显的不科学性。
林几的检验工作从观察银针开始。他将那根带有黑斑的银针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黑斑的形态、分布和厚度。
与传统认知不同，林几发现，银针上的黑斑并非均匀附着，而是呈现出不规则的块状，表面粗糙，与毒物反应形成的均匀氧化层有着明显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