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苑书义先生（1929—2025）
搞中国近代史不研究李鸿章不行，而为其作传，在此时期的人物研究领域中，的确是一方难“垦”的“特区”。值本刊开展历史人物传记讨论之际，我拜访了《李鸿章传》的作者苑书义教授。《李鸿章传》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李鸿章的传记，期望读者与我一道去感受作者几度春秋辛勤挥洒的真情实感。
记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对李鸿章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为他立传其难度又相当大，一些研究者望而生畏抑或敢想不敢为，您为什么选择为李鸿章立传？
苑教授：这首先需要搞清撰写历史人物的目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只应该给“正面人物”立传，不能给“反面人物”“树碑立传”。这种说法把本来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事实上，并非所有“正面人物”都能立传，也并非任何“反面人物”都不能立传。立传的目的，不在于立传本身，而在于古为今用。人物传记是一种具有独特社会效益的“教科书”，“正面人物”“其善可以示后”，“反面人物”“其恶可以诫世”，彰善瘅恶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为所有正反面人物立传，有必要为之立传的，只应是那些以自己的言行在多彩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个人印记的人。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李鸿章的争议较大，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有一点却是众口一词：李鸿章晚清重臣，是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人物，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多世纪，为他立传，既可了解他本人的思想、性格和生平事迹，又可透视晚清政局与社会演变趋势。建国以来，国内还没有一部学术专著层次的李鸿章传，因此，选择李鸿章做传主，也是填缺补白的需要。
记者：十分钦佩您的勇气与攻坚精神。据说您写《李鸿章传》用了8年时间，请谈谈成书的大致经过。
苑教授：《李鸿章传》是在长期研究与材料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我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做法：首先对传主活动的各个横断面进行了专题研究，写出了9篇有关论文；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而对传主一生进行纵的考察。在对李鸿章的资料钩稽索隐中，我做了三件工作：一是把被歪曲了的事实改正过来，比如李鸿章在俄国接受贿赂、他与孙中山合作搞两广独立等问题。二是把被埋没了的事实挖掘出来，比如李鸿章主张“变法度必先易官制”和改革科举制度等问题。三是把被删改了的李鸿章文稿原貌恢复过来，比如《李文忠公全集》中有关沙皇接见李鸿章详情的密电被删掉和“董兵不剿匪而攻使署”的电文被篡改为“匪攻使署”等问题。
记者：在具体撰写中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对李鸿章这样复杂的人物如何评价？
苑教授：最大的难度是如何准确地把握与公正地评价。
坚持实事求是地论述其人其事，对李鸿章这类复杂的历史人物，更具特殊的意义。真实性是历史人物传记的灵魂。我在撰写中，不以情绪左右自己，不依个人好恶剪裁历史，力争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史实。对传主进行具体的、全面的评价，是即是，非即非，是功就应肯定，是过就该否定。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是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作为评判传主功过是非的标准。李鸿章一生干过许多束缚生产力的事情，如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妥协和出卖主权等，但也作过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如倡导洋务新政、同情维新运动、对外保持某种抗争性等。
记者：这些研究确实奠定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时下，史学界与社会上愈加注意历史人物传记的可读性，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苑教授：我认为，时代呼唤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一部好的传记必须具备可读性。这就需要在搜集和鉴别传主生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我在撰写《李鸿章传》中，感到对李鸿章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的探索很重要。否则，那就和一本年谱长编没有什么两样，只能见其“形”而不能窥其“神”。反映李鸿章心理动态的资料并不多，我便依据传主的奏稿、诗文、信函和谈话等，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事件和人际关系，进行推理。例如对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时的心情，就是这样推导出来的。此外，我还认为，文采飞扬是增强可读性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记者：您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的写作提供了启示与借鉴，如果该书再版，您认为需要做哪些改进？
苑教授：《李鸿章传》还需完善，我认为在资料的发掘、传主与其周围主要人物的关系以及文采方面还可以提高一步。
记者：祝您成功！谢谢。
来源：《光明日报》199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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