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丨我和三个“牢头”

转自《老事旧人》

来源：选自《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犯人住在一起，政府一定要指定一个头，这个头在“文革”前叫“号长”“组长”“班长”之类。

这个风气解放前就有了，小说《红岩》中写装疯的犯人华子良得以与看守一起到监狱外买东西，商店的老板称看守为“队长”，称华子良为“班长”。

“文革”了，对阶级敌人彻底专政了，犯人哪能称“长”呢？但“头”还是要有的，政府也是要指定的，不过名字改了，叫“执行员”“执行号”“值星号”等，一律取消了“长”字。

我被分在三中队三小队一组。我住的监室中有两个“监龄”最长的老号，一个是执行员刘永志。大约有六十来岁，他资格最老，即使在整个第一监狱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在1948年就被共产党捕获并关押起来了（1948年平谷就已经解放，他是在该地被捕的），1976年还没有到期，已经蹲了28年大牢。他是个反革命杀人犯，其实说“反革命”有点勉强，他的犯罪动机可能就是图财害命。

那还是在1940年代，他与父亲在平谷给一个老板打工，为贪图财物，父子俩把老板谋杀了。这个老板是个地下党，平谷解放后，通缉他父子。刘永志把他爸爸出卖了，结果父亲被判死刑，他检举有功，被留了下来，解放初被判为“死刑缓二”。

“死缓”一般就不处死了，两年后改判为“无期”，“无期”八年后改判有期二十年或十八年，他因为表现好，受到过减刑，我到三中队时他还差两三个月就到期了。

这个在监狱中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已经与监狱生活合二为一了。在监狱中，他是那样协调自然，从没有不自由和别扭的感觉，也许除了监狱，他也没有过多少时间的正常人的生活，即使有过，也是遥远的过去了，早已忘却。

他睡在大通铺左端（执行员一般睡在通铺的两端），行李、日常生活用品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人已谢顶，头皮光亮，再生布的小白短褂，洗得刷白。

他常常靠在属于他的小角落里吧嗒抽小旱烟袋。通常，他一语不发，只盯着别人，只要发现与监狱氛围不和谐音，立马就会制止或者汇报。比如人家谈到老婆孩子，他就会制止：“嗨！说点别的，这不利于改造！”谈吃谈喝谈女人是监狱中永恒的主题，人家一说到吃，他马上就会严厉质问：“监狱吃得不好吗？我觉得比我小时候在家吃的好多啦！”

他心中只有监狱这一本词典，一开口就是监狱语言，其词汇不能溢出监狱词典之外，别的话不会说，别的词儿也没有。

他最引为自豪的是五十年代的改造窑台（就是现在的陶然亭公园）工程，包括拆永定门到右安门那段城墙，这个工程建造了宣武区最大的公园——陶然亭公园，但也毁坏了宣武城南的原始风貌。

他常说：“那时，每天我们干十个钟头，解放军端着‘三八大盖’（大约他也就知道这一种枪）押着，我们抬土、背砖，我光跑镣就蹚断了十来副，二十天一副。那是闹着玩的！”

所谓“跑镣”是指细长的脚镣，犯人外出劳动时戴的。他说这些洋洋自得的劲头儿，仿佛是当官的炫耀权力，有钱人晾晒财富，就凭这一点他就有权看不起那些只会围着机台转来转去压塑料凉鞋的犯人。

我初到这个监室就感觉到，这个人既无知又讨厌，你不招他，他会管你，而且无事不管；你与他顶撞、争吵，不值；不理他吧，他自觉有理会唠叨个不停。

待了几天，我发现只有铺位在我旁边的“反革命流氓犯”徐连生能够制服他。徐连生年轻，自称流氓，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来。刘永志一冲他来，徐便指着脸骂他，揭他的老底，骂他出卖亲爹。

徐连生口若悬河，秽语连珠，骂得他张口结舌，直到气得喘不过气来为止。此时全屋的人都想笑，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

幸亏他快到期了，很快就离开了三中队，到了出监队，我们全室才逃脱了一场噩梦，但从此也终结了“徐刘大戏”。

听说这场大戏已经成为“连台本”演出了许多年了。徐连生能伸能缩，有时把刘气得找不着“北”时，也会主动放弃进攻，向刘示好，甚至安慰刘几句，胡撸胡撸他的秃脑袋顶，也就没事了，两人维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

另一个执行员叫董清旻，他年轻，才三十来岁，为人精细，手也巧，经常做点小东西，剪纸、写美术字。他长得有点女相，仿佛明代仕女图上的人物，很文气，平常老抱着琵琶弹练习曲，有时也弹《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当时“评法批儒”它被定位为法家代表的进步古曲，而《霸王卸甲》被定为儒家反动的古曲。理由是前者赞美擒获项羽，后者同情项羽。

他也是“现行反革命罪”（无非也就是议论了一下“文革”），被判十年。他惯于认罪，每开会发言必然联系自己的罪行，念一通“改造八股经”（任何领域都有八股，监狱也不例外），表示认罪悔过老实改造。他的口头禅是，“老想出去，出去干什么？里外还不是一样”。听多了，有一次我驳斥他说：“你这是对监狱的美化，还是对社会的丑化？”他只是神秘地笑一笑，不反驳，也不回答。

他是中专毕业生，学的是印刷装订，现在的北京印刷学院大约就是由这个中专发展来的。其所在学校在现今的安定门内国子监旁的孔庙之中。

他跟我谈过好几次“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时，在孔庙大成殿前广场上批斗北京文艺界的“黑帮”，破“四旧”的情景。他绘声绘色，说：老舍、侯喜瑞、荀慧生一帮三四十人，围成一圈儿，有的跪着，有的低头弯腰站着。中间把京戏行头、盔头、道具、古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点起大火开烧。

八月天正热，骄阳似火。这些“黑帮”在烈日下像烤鸭一样再接受熊熊烈火的熏烤，红卫兵拿着演戏用的刀枪把子，打那些老头，老舍就被打破了头，血流满面。这些学生也真下得去手。老人一个个冒着油汗，在脸上留下黑的、红的（有血）、白的（京剧行头上的银粉）道子，又可笑、又可怜。批斗完之后，孔庙的松柏树上挂满了金粉银粉，都看不到绿色了。

红卫兵觉得劲儿还没有使完，又找来梯子、斧子去劈大成殿上面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匾额。不想常年不动的匾额后面有马蜂窝，斧子一劈，惊动了马蜂，倾巢而出。那个勇敢的红卫兵从梯子上滚了下来，摔个半死。

董数次对我说到此事，可能那场大批斗以及焚毁文物给他的刺激太深了。老舍先生就是在那次批斗后投太平湖而死的。

在监室中，董清旻是个抹稀泥的角色，别人做了点违反监规的事，他会装作没看见，比如刘永志挑毛病，他往往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连生痛骂刘永志时，他也在徐基本尽兴之后，出面制止一下，安慰一下刘永志。

刘永志出监后，换了木匠马宜来替刘，马宜也是个忠厚人，从此监室的气氛好多了。

我在这里待了两年，始终没有感到特别受压抑，与董、马这两个执行号有很大关系。

董清旻1979年平反。出监后，从师文字学家康殷学习篆刻，给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刻章。他买了一辆摩托车作交通工具，跑各大饭店接活，连夜刻完第二天送到饭店，不耽误人家的行程。

那时我住在六铺炕，他住鼓楼后街，常骑着摩托到我那里坐一会儿，因而得知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董结婚时我曾到他家祝贺，见到他的老爸，八十多了，依然精神矍铄、衣履俨然、风度翩翩，稀疏有数的几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仿佛随时准备出席什么重大典礼似的。

他是位老医生，日本占领东北时学的西医，生活自律颇严，听说享寿百岁。董清旻的性格作风深受其父的影响。

结婚不久，董清旻就到日本谋生了。最初也是出售篆刻技艺，开个小店，后来连家属也接了去，做起了买卖，十多年前加入了日籍。回来探亲，有时还到我家坐一坐，示我以“司马清民”的名片。我们谈起一监往事，恍若前尘。

马宜是个极为灵巧的木匠，三十多岁，可是初一看，简直就像五十多岁的。门牙也没了，脸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满面风尘，一脸沧桑。他是门头沟区的，小时候家里穷，当过和尚，办法事，放焰口都跟着师傅去；吹拉弹唱，不说样样精通，大多都能拿得起来。大跃进，破除迷信，和尚没饭吃了，不得已，才还俗。他喜好说笑，最初听他说自己曾是小和尚以为是玩笑，马宜为了证明他真的当过和尚，一次睡觉前在室内念起大悲咒（梵语，他不懂意思，只是死记那些“音”），人们才信他当和尚一事并非神侃。为了维持生计他改行当了木匠。

马宜是因为参与武斗，又有点反动言论才被判了八年。像他这样的轻刑犯也被留在一监，大约与他会木工有关。

看守很相信他，给他单开了一个木工室，地点就在我们所住筒道的顶端。小屋里摆满了斧子、砍刀、锯子、刨子等，这些都能成为凶器的工具是监狱当局特别关注的，严禁犯人接触。三中队大约只有他才能单独掌握使用这些工具。

监狱当局在三中队有两个特别相信的人，一是马宜，另一个就是负责剃头的小刘。他们二人手中都掌握着可致人死命的工具。

马宜的手艺心思与他粗陋的相貌成反比，他不仅能做各种家具，三中队从房子到工具的维修都是他一人担当，还能给队长干点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柜等。

做这些，其目的不是巴结看守，他天生闲不住，手里有点活干才舒服。他还会做乐器。三中队有个能作曲、并能担任乐队指挥的人，名叫马贵峰。政府叫他组织了一个乐队，领导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红歌”）。这个乐队除了董清旻有自备琵琶、还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监狱原有的锣、镲、鼓之外，其他二三十个人的乐器都是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种笛子、唢呐等。我看他做大贝司，真是辛苦，琴箱的里外都是用砂纸细细打磨而成的，而且一边调音、一边美化琴的外观，小心翼翼，生怕打磨多了失去了音准。笛子、唢呐，马宜都能吹，三中队乐队的管乐主要靠他。

有一次演出之前他的门牙掉了，拢不住气了，这下可糟了，怎么能吹笛子呢？一时半会儿，三中队还找不出人来代替他。最后，还是他别出心裁地找到一块硬塑料板，做了一个临时假牙戴在嘴上，练习、排练、演出时用，平时摘下来，否则会妨碍吃饭。

马宜爱笑，一笑就应了过去“蒙学”书中说的“狗窦大开”，显得特别滑稽。他也把监狱当成了家，从不见他有不稳定的情绪，也许在外面他没有任何亲人了。

马宜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干部中留下好印象的，这一点与刘永志不同。他只给别人带来快乐，从不害人、也不与人争。是做和尚时给他留下的善根吗？

作者简介：王学泰，1942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文革中受冲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