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人人肚子里几乎都有蛔虫，为何现在很少听说过了？

几十年前，村里小孩几乎个个要吃“打虫药”，甚至有人还会把拉出来的蛔虫当成“见证”。为什么现在的小朋友，很少再听到“蛔虫病”三个字？蛔虫去哪儿了，是凭空消失的吗？

“满村都是蛔虫”的时代，真不是夸张

如果你问现在的小学生“蛔虫是什么”，大概率会被问回去：“是游戏里的怪吗？”但在70～90年代长大的人，对蛔虫的记忆往往是具象的：肚子疼得弯腰、晚上磨牙、突然呕出几条白乎乎的虫子，或者在旱厕里看见一堆软趴趴的“白面条”。

这不是个别人的童年阴影，而是当年真实的流行病学图景。世界卫生组织曾估算，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10亿人感染蛔虫，我国是重灾区之一。

卫生部1990年全国寄生虫病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儿童感染蛔虫的比例在不少地区超过50%，有些山区、丘陵区甚至接近七八成。换句话说，一个班40个学生，里面有20多个肚子里住着蛔虫，并不稀奇。

为什么会这么普遍？蛔虫并不是从人“身上”长出来的，它有一整套“传宗接代”的流程。成年蛔虫寄生在小肠里，一条雌虫一天能产下20万枚卵，这些卵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在温暖潮湿的土壤里发育成有感染性的虫卵。

只要有人吃了被虫卵污染的水和食物，比如没洗干净的菜、生吃的瓜果、带泥的手抓馒头，虫卵就会在肠道孵化，钻进血液，绕肺一圈，再回到肠子里长大，继续循环。

几十年前的农村，很多地方实行露天大小便，粪便直接排在地里或沟里，稍微沉一沉就挑去浇菜、上田。这样的“粪—土—菜—人”循环，对蛔虫来说几乎是完美生态：有温度、有湿度、有营养，还有稳定的传播链。因此才会出现“全家都有蛔虫”“整个村的小孩一起打虫”的场景。

药更安全了，“宝塔糖时代”也结束了

在很多人童年记忆里，“打虫药”三个字几乎等于一个东西，宝塔糖。小学体检完，校医在讲台上发一人两粒，甜甜的、香香的，长得像个小宝塔，很多小孩当糖吃，当时谁会意识到：这是在清理自己肚子里的“动物园”。

严格说，早期的宝塔糖里主要成分是噻嘧啶或左旋咪唑，属于老一代驱虫药，针对蛔虫、蛲虫还是很有效的。上世纪 70～90 年代，在蛔虫流行率动辄百分之几十的背景下，“全校统一发宝塔糖”“农村娃一年吃两次”这种做法，确实在短期内把孩子身上的虫负担压了下去。

那会儿的乡镇医院，没有多少精细的检查手段，也缺乏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最直接粗暴的办法，就是：大家排队吃一轮。

但从医生视角看，宝塔糖也不完美。噻嘧啶、左旋咪唑这类老药对部分人会有头晕、恶心、乏力等不良反应，剂量掌握不好，还可能让肝功能本就一般的孩子“雪上加霜”。

再加上它对钩虫、鞭虫等其他寄生虫效果有限，真正意义上的“广谱、安全、简单”驱虫，在那个年代其实还没到位，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90 年代以后，阿苯达唑、甲苯达唑这些新一代驱虫药在国内逐渐普及，单次服用 1 片或短程服用，既能覆盖蛔虫、蛲虫、钩虫等多种常见肠道线虫，又相对安全、价格低廉、口感也不算太差。

一些地方的“宝塔糖”实际上也悄悄换了配方，从老药升级成了含阿苯达唑的新品，只是包装和名字还延续“童年情怀”，家长不一定知道里面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一套了。更关键的是，环境在变，我们也越来越不需要“大水漫灌式”的集体打虫了。

蛔虫最怕的不是药，是“厕所革命”

很多人以为蛔虫减少，是因为现代“打虫药”太厉害了。药物确实重要，但真正一锤定音的，是那件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的事：修厕所。

蛔虫的关键环节是：虫卵必须先跟着粪便接触到土壤或水源，在外面发育一段时间，才具备感染力。如果这个链条被切断，再多虫卵也只是“废卵”。从80年代末到2000年后，我国在农村陆续推进了两件事。

一是改水，打井、自来水、封闭水窖，尽量不直接喝生河水塘水。二是改厕，从露天粪坑、简易旱厕，逐步改成有粪池的卫生厕所，甚至无害化处理池。

联合国儿基会的报告显示，1990年时，中国农村使用“改良厕所”的比例还不到20%，到2015年已经接近70%。

卫生部门在2001年、2013年分别做了两次全国性寄生虫病调查，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1990年全国人群蛔虫感染率约47%；到2003年降到12.7%；2013年进一步降到不足2%。

短短二三十年，从“十个人里五个有蛔虫”到“几十个人里才一个”。这不单是“药吃出来”的，而是“环境改出来”的。

一些具体的小变化，往往比我们想象得更致命地打击了蛔虫，粪便不再直接泼在菜地，而是进了密闭粪池高温发酵，蛔虫卵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存活。抽水马桶、三格式化粪池让粪便远离生活地面，不再直接渗到井水里，烧开的自来水替代了河水、塘水，虫卵直接被热杀死。

可以说，在和蛔虫的长期斗争里，人类最终赢的，并不是那一颗颗驱虫药，而是那一座座看起来不起眼的厕所。你现在很少再听到“蛔虫病”，背后是几十年一砖一瓦堆出来的卫生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