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意大利传教士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发现读书人重文轻理。《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在这里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就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我觉得利玛窦这话不对,八股文那玩意儿怎么能叫哲学呢,八股文的思维模式是代圣贤立言,不能有自己的见解,或者自己有点见解也要承认这是几百年前圣贤的意思。没有质疑、批判和建构,那就不能叫哲学。
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号称哲学,但我觉得有点像之前的八股文。这个“有点”,是个形容词,和“1999年出生的闵超当上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人们说他的晋升速度有点快”里面的“有点”,是一个意思。有人挖出他的导师是原院长、长江学者刘同舫,不过想借此批评咱们的学术圈裙带关系等种种乱象象。为了避免这种胡乱揣测,我建议以后不能随便公布人与人的关系,要公布就列个名单,比如说,浙大刘同舫的学生是: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人文社科本该是晚熟的学问,话术和发论文的套路能速成,但思想不行,它需要看得见真实世界。张雪峰之前的文科无用论,主要是没区分是哪些文科没用,又是对谁没用。其实有两种文科,一种是危险的文科,比如去现场调查的新闻记者,要去看看谁在受苦,另一种是安全的文科,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理论创新,能让你升职入仕......我觉得,这两种的主要区别,还不是“有没有用”,而是“让不让用”,因为前一种文科会促发清醒的可能,一种文科却能生产出自信、顺从的乖宝宝,答案显而易见。
我很喜欢马克思,曾经在知乎写过不少哲学相关的内容,尤其是那句“旧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可问题是改变世界”。只是慢慢发现,现在践行改变世界的人,从来都不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里,比如电影导演、律师、记者、一个个勇敢的普通人、科学家......他们没有发过C刊也不是浙大马院的博导,但怀揣着改变的渴望,做的才是马克思真正关心的事儿。钱学森曾经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试图用它指导我的工作,它是智慧的源泉”,我挺怀疑钱老这话的真实性,但看到后面我就不敢怀疑了,因为钱老继续说,“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利玛窦其实还搞错了一件事儿,不是中国读书人重文轻理,是因为科举考试不考科学,士大夫们就容易养成满口仁义道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徐光启是利玛窦的好朋友,他当年要翻译《几何原本》,就曾引来质疑,这对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什么用吗?徐光启对农业、天文和军事等实务很感兴趣,他对此的回答是,“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下来,会背论语会八股文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历朝历代的官员多如过江之鲫,用《雍正王朝》里面十三爷的话来评价,“比永定河里面的王八还多”。可流芳千古者寥寥,徐光启就算得一位,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给求真者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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