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底如何成为人？

写了半个世纪的《人心与人生》，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可以说，从少年时代开始，梁漱溟就为人生问题而苦恼，由此才有与佛学的一次又一次“因缘”交集。他还真去寺庙要遁入空门，却没有地方收他，但他毕生对佛学都浸润其间，尽管未能当成和尚，但晚年还曾去寺庙修炼。梁漱溟自己承认，他的人生与思想可以分为三期：实用主义时期是二十岁前，主张西学，倾向于实用主义；出世思想时期是三十岁前，偏向佛家；儒家思想时期是三十岁以后，转向儒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三个时期恰恰和他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第一个时期为西洋思想，第二个时期为印度思想，第三个时期为中国思想。

这些转变，反映了梁漱溟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思想体系的吸收和认同，这些都为他的独特思想体系的形成贡献了力量。但无论是哪个阶段，梁漱溟都不是“我注六经”式的，而始终是要求“六经注我”的！但在1946年也就是54岁之后，因为特定的经历，又开始了新的哲学变化。特别是梁漱溟在六十岁之后，其思想发展为第四个时期，尽管梁漱溟给自己的学思分期分到了三期为止，但《人心与人生》恰恰就是他最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之作了，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梁漱溟最心仪的“晚年之定论”。

梁漱溟认定，人生所要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人对物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眼前面之自然界；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则要直面所谓“他心”即他人的心；第三个则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所直面的乃为自己生命本身。由此，人类生活的路径也分为三类：一是西方文化所代表的向前探索路径，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中国文化代表的调整自己的意愿、寻求平衡，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三是印度文化代表的转向过去寻求答案，处理人与生命的关系。这便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观点：西方对自然加以征服，以意欲向前为特征；印度对现实加以逃离，以求解脱为归趋；而中国文化则是天人合一，以调和持中为特色。

这著名的人生三路向的说法，既是对中西印文化比较的新的阐发，也是对三种文化的旧的误解，所以梁漱溟才要反思自己提出的名论。这些说法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其中一个重要历史功能，就是在西化思潮泛滥的时代，高擎起来一面复归传统的大旗，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种子就开始被埋下了。这个种子发育起来，越长越茁壮，直到《人心与人生》当中得到了总结，因为这本书，才是梁漱溟一生用力最大、酝酿最久、写作最长的一部人生哲学大著。

归根到底，《人心与人生》聚焦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该如何区分呢？人类心理与动物心理该如何划界呢？其实，这就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所聚焦的所谓“人禽之辩”，如果不同于动物的话，人到底是如何成为人的呢？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其实就是中国版的《人性论》。如果再将《人心与人生》的主题，抽象到不能再抽象，那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说——第一句：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其心；第二句：人之所谓为心者——在自觉。这就是为什么一部讲人生的书，会将人心置于其焦点之上。换句话说，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是以“人心”为本位的，孔门儒学所讲的人生，总是指向人心而言的。所谓由人心而成世道，这才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大传统，这种想法几乎成为20世纪新儒家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