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被判死缓，人贩子扬言出狱报复，如此嚣张应当从严处罚

法院能将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判刑，却始终无法洗涤他的内心。

就在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曾某孩在得知自己被判死缓后，依旧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浑身散发着令人脊背发凉的寒意，对被害人和作案同伙破口大骂。

如今终于迎来了二审，但庭审上人贩子却完全没有认罪悔罪的态度，不仅频繁抖腿来彰显自己的傲慢和无所谓，在法警多次作出提示后仍未有所收敛。

究竟是怎样的人性扭曲，才能让一个人在毁灭了一个家庭整整19年后，依然维持着如此嚣张的戾气？如果这个人没有被判死立执、有朝一日减刑出狱，这恶意又会不会化作疯狂的报复？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19年前山东那桩手段残忍至极的“入室劫婴案”说起，这绝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拐卖”，那是个充满血腥味的寒夜。

2006年的12月4日凌晨1点，当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是山东农村最寂静的时刻，曾某孩、吕某东、王某勇三人，出现在了肥城市王庄镇后于村的一户人家墙外。

与传统认知中人贩子“哄骗”、“顺手牵羊”的隐蔽作案手法截然不同，这帮匪徒带来的是撬棍、断线钳和强光手电，这哪里是偷孩子，分明是一场武装突袭。

他们翻墙入院，面对的是只有两位老人看护的一个八个月大的男婴“姜甲儒”，罪恶在那一刻露出了最狰狞的獠牙，冰冷的铁钳剪断了门锁，匪徒们破门而入。

对于手无寸铁的爷爷奶奶，这群暴徒没有丝毫怜悯，曾某孩和王某勇分工明确，直接使用暴力和死亡威胁控制住了受惊的老人，将试图反抗的爷爷打伤。

同伙吕某东闯进卧室，将尚在襁褓中熟睡的男婴一把掠走，哪怕是做尽坏事的强盗往往也会留一线人性，但在这伙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赶尽杀绝”般的冷血。

根据孩子母亲乔守芬后来的回忆，这群强盗在抢走孩子的同时，竟然连那个只有八个月大婴儿赖以生存的奶瓶、奶粉乃至零食都一并搜刮带走。

而在撤离时，他们更是从外面反锁了大门，这一举动极其歹毒，不仅是为了拖延追击时间，更是要将两名刚刚遭受暴力袭击、身心受创的老人困在绝望的院墙之内。

据报道，这一系列连贯、凶残且经过周密策划的动作，仅仅换来了次日的28600元赃款，这就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标价，这也就是让那个家庭破碎17年的“成本”。

三个罪犯拿着这笔带血的钱瓜分挥霍，仿佛他们卖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普通的货物，而事实也证明，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习惯并非偶然。

检方披露的资料显示，在这之前，这几人就有案底，甚至曾是结伙在周边农村盗窃牛羊的惯犯，从偷牲口到入室抢人，这种罪恶升级的背后，是一颗早已泯灭了人性的心。

更令人齿冷的是罪恶链条中的“叛徒”，这起案件之所以能精准定位，是因为有“内鬼”袁某贵，他不仅是给吕某东介绍门路的人，更是受害者一家同村的村民。

两家相距不过几百米，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他却利用这种地缘信任，将邻居家只有老人看顾婴儿的信息，像卖废品一样“顺口”卖给了人贩子。

甚至亲自带领外来者进行踩点，这种来自熟人社会的背刺，往往比陌生人的恶意更让人心寒，直到2024年1月，事情这才迎来了转机。

凭借着刑侦技术的进步和警方不懈的大数据比对，失散了17年的姜甲儒才终于被找回，并与其亲生父母相认，此时的他，已经在一个叫做刘恩正的身份下生活了太久。

而被找回只是物理距离的弥合，心理上的伤疤和法律上的拉锯才刚刚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当案件进入司法审判阶段时，被告席上的表演会如此荒诞而激起公愤。

9月19日，该案一审判决，4名被告均系主犯，曾某孩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吕某东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王某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袁某贵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奈何曾某孩在得知自己被判死缓而不是死刑立执，便更加不掩藏自己的嚣张气焰，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犯罪行为，反而对被害人和同伙破口大骂。

不止如此，一审宣判后，被告曾某孩和袁某贵提出上诉，姜甲儒家同样提起上诉，12月5日二审终于开庭，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泰安市中院公开审理。

法庭上，面对确凿的证据链，曾某孩上演了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失忆”戏码，那个在凌晨手持凶器入室行凶的主犯，竟然在庭上辩称自己在案发前压根不认识同伙吕某东和袁某贵。

他试图将自己的角色摘得干干净净，声称只是作为中间人签了个字，没有参与预谋，更没有入室抢人，那个提供了精准信息的同村“内鬼”袁某贵，也试图用“巧合”来脱罪。

他辩解说，自己只是因为找吕某东给家里的牲口看病，闲聊时“顺嘴”提到了谁家有小孩，并不承认这是故意提供拐卖线索，但这些拙劣的谎言在证据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那个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表示无异议的吕某东，在供词中狠狠打了“大哥”曾某孩的脸，他承认他们几人之前就认识，还一起合伙干过偷牛盗羊的勾当。

而“偷个孩子”这个邪恶的想法，正是由曾某孩最先提出来的，检方出示的一系列证据，更是像铁锤一样，将这些推诿之词砸得粉碎，但这并没有让曾某孩闭嘴。

相反，越是证据确凿，他的表现越是歇斯底里，还在二审时向法官示威，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他在试图逃避刑罚，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社会人格。

他从未觉得自己错了，他只恨自己被抓了，而这种态度，像一把二次伤害的尖刀，深深扎进了乔守芬夫妇的心里，谁也想不到这17年，受害者一家是怎么过的？

幻想着两兄弟长相相似能唤起谁的记忆，父亲没日没夜地工作赚钱支撑这笔巨大的寻子开销，而母亲则像风滚草一样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流浪寻找。

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位直到死都没能闭上眼的爷爷，当年那个夜晚，孩子从他手中被硬生生抢走，这份自责成了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孩子失踪后的日子里，老人深陷无尽的悔恨与痛苦中，每天只吃一顿饭，身体迅速垮塌，直至离世前一刻，他嘴里念叨的、心里放不下的，依然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这已经不仅仅是法理难容，更是天理难容，“希望最后的宣判能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结果，能当庭看到人贩子被判处死刑”，这是乔守芬在接受采访时，近乎哀求的呼声。

这不是复仇的快意，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自卫，因为就在开庭前，她们不得不向法官提出请求“请约束曾某某的言行”，一个罪犯在被审判时还需要受害者请求法庭来约束其攻击性，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危险程度。

二审庭审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法官宣布择期宣判，虽然结果未定，但曾某孩的表现已经给社会出了一个沉重的考题，对于这种手段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大、入狱后毫无悔改表现、甚至对受害者怀有强烈敌意与攻击性的罪犯，法律究竟该如何裁量？

单纯的“死缓”或许能体现慎杀的司法精神，但如果这个人依然有着旺盛的报复欲，受害者的安全感该由谁来保障？

如果他在监狱中因为所谓的“表现”而获得减刑，若干年后，当他走出高墙，谁能保证他抖动的腿不会再次迈向另一个无辜的家庭？谁能保证当年的诅咒不会变成现实的血腥？

不让恶魔重返人间，是受害者最卑微的请求。对此大家又是如何看待此事的，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