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媒体：认为原子弹轰炸日本属于应得惩罚！引起日本强烈反响

2024年春，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的一篇评论，在国际舆论场掀起巨浪。文章直言：“1945年美军投向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不是暴行，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应得的惩罚。”

这番言论瞬间穿透地中海与太平洋的阻隔，精准刺中日本的敏感神经。日本外务省紧急召见以色列驻日大使提出抗议，称其“无视核爆受害者的苦难，是对历史的亵渎”。

广岛市市长更是在和平纪念公园发表演讲，声泪俱下地控诉：“60万核爆死难者中，有老人、孩童，他们从未拿起武器。以色列媒体的言论，是在伤口上撒盐。”

而以色列《国土报》却强硬回应：“当日本与纳粹为伍时，就该想到今天的评价。犹太民族在大屠杀中流的血，不允许我们对军国主义抱有任何同情。”

这场跨洲的舆论交锋，看似是对历史事件的争议，实则藏着两个民族对二战记忆的截然不同的解读。要读懂这场纷争，需回溯那段交织着苦难与暴行的岁月。

一、以媒怒火的根源：犹太人与日本的二战纠葛

以色列媒体的尖锐立场，绝非一时兴起。它根植于犹太民族在二战中刻骨铭心的伤痛，更与日本在战争中的暧昧角色紧密相连。

1933年，纳粹上台后，欧洲反犹浪潮席卷。600万犹太人死于集中营，尸骨堆成山。彼时，日本曾推出“河豚鱼计划”，拟在我国东北安置犹太难民，妄图利用犹太资本开发“满洲”。

这个计划听起来温情，本质却充满算计。日本“犹太专家”犬冢惟重直言，犹太人像河豚，利用前需“去毒”——既要榨取其财富，又要提防其影响力。

1940年，日本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态度立刻转变。为讨好纳粹，它放弃“河豚鱼计划”，哈尔滨的犹太社区随即陷入绑架与屠杀的恐慌。

更让以色列无法释怀的是，日本虽未直接参与大屠杀，却对纳粹暴行沉默纵容。它与德国共享情报，甚至在占领区限制犹太人活动，成为纳粹帮凶。

犹太学者约瑟夫·科恩在《日犹关系史》中写道：“当上海的犹太难民靠发霉的面包度日时，日本军人正用犹太资本制造的武器，屠杀亚洲人民。”

这种“利用后抛弃”的经历，让犹太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毫无好感。在他们眼中，原子弹是对日本侵略暴行的终极清算，与纳粹的覆灭一脉相承。

二、核爆之前：日本军国主义的血债

以色列媒体的“应得惩罚”论，并非空穴来风。1945年的两颗原子弹，是日本多年侵略扩张积累的恶果，其血腥程度远超核爆的创伤。

1937年南京大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倒在日军刀下。婴儿被挑在刺刀上取乐，妇女遭轮奸后被虐杀，全城沦为人间地狱。这段历史，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载入判决书。

在东南亚，日军的暴行同样令人发指。1942年巴丹死亡行军，美军战俘被强迫步行100公里，沿途遭殴打、枪杀，7000多人惨死。

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玉碎”战术让盟军付出惨重代价。1945年硫磺岛战役，美军伤亡2.8万人，日军守军几乎全员战死，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着血。

当时的日本政府，毫无投降之意。天皇裕仁在《终战诏书》中，仍称战争是“为自存自卫而战”，对侵略罪行只字不提。

美国杜鲁门政府之所以决定投弹，正是看到了登陆日本本土的巨大代价。据估算，若强行登陆，盟军伤亡将超过100万人。

1945年8月6日，“小男孩”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瞬间夺走14万人生命。3天后，“胖子”降临长崎，8万人丧生。这不是开始，而是日本暴行的必然结局。

三、日本的反应：受害者叙事下的历史回避

面对以色列媒体的言论，日本的强烈反弹，本质是对自身历史定位的扭曲。多年来，它刻意淡化侵略罪行，将自己包装成“核爆受害者”。

日本外务省在抗议声明中，反复强调“核爆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应永远铭记”，却对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只字未提。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内，每年8月6日都会举行纪念仪式。日本领导人站在纪念碑前，悼念核爆死者，却很少提及这些悲剧的根源是日本的侵略。

公园的展览区里，核爆受害者的遗物摆了满满几排：烧焦的书包、变形的金属饭盒、孩童残缺的袜子。但关于“为何会有核爆”的说明，只在角落贴了一行小字，提都没提“珍珠港”和“南京”。

这种刻意的选择性失忆，在日本教科书里表现得更直白。2023年获批的初中历史教材，将“九一八事变”描述为“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受到威胁后的应对”，把“七七事变”简化成“华北局势恶化后的冲突”。

东京教育大学教授高桥哲哉，这位日本左翼学者曾愤怒批判：“我们的教科书在制造谎言，把加害者包装成受害者，这是对亚洲邻国的二次伤害。”他的著作《战后责任论》，在日本销量超过50万册，却被右翼势力贴上“叛国”标签。

四、血债未偿：亚洲大地上的苦难印记

以色列媒体的“应得惩罚”论，之所以在亚洲引发共鸣，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暴行，早已刻进多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731部队遗址的水泥地面下，还埋着无数受害者的骸骨。

1941年冬天，18岁的中国青年王德顺被日军抓走，送进731部队。他被强行绑在实验台上，研究员将含有鼠疫杆菌的溶液注入他体内，每天记录体温和皮肤变化。当他开始咳血时，就被拖进解剖室，未经麻醉便被开膛破肚。

这样的“活体实验”，731部队做了至少3000次。部队长石井四郎，这个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把受害者称为“原木”，在实验报告里冷静地记录：“零下20度冷冻两小时，手指关节全部坏死，可直接脱落。”

而在朝鲜半岛，1939年的釜石矿山，16岁的金哲焕每天要扛着50公斤的矿石走12小时山路。他的母亲为了找他，一路乞讨到日本，却在码头被日军殴打致死。直到2015年，金哲焕的遗骨才被亲属从矿山乱葬岗中辨认出来。

日本殖民朝鲜半岛35年间，抓走的570万苦工里，有近100万人没能活着回家。庆尚南道的纪念馆里，保存着当年的工牌，上面刻着“勤劳奉仕”四个大字，背后却是累累白骨。

更屈辱的是“慰安妇”制度。韩国济州岛的李顺南，1943年被日军强行带走时才14岁。她被关在菲律宾的慰安所里，每天要接待数十名日军，稍有反抗就会被毒打。直到晚年，她的身上还留着烟头烫伤的疤痕。

这些历史，都有档案、照片和幸存者证言支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731部队的实验报告、朝鲜苦工的花名册，堆起来有一人多高。可日本右翼却宣称“这些都是伪造的”，甚至要求删除教科书里的相关内容。

五、以媒立场的底色：从艾赫曼审判到历史反思

以色列媒体对日本的尖锐批判，藏着犹太民族对历史的独特态度。这种态度，在1961年的艾赫曼审判中被彻底定型。阿道夫·艾赫曼，这个负责将600万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纳粹高官，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抓回受审。

审判持续了8个月，112名幸存者出庭作证。他们颤抖着讲述：亲人被毒气毒死的惨叫、孩子被扔进焚尸炉的场景、自己在集中营里靠啃树皮活命的日子。这些证词被全程直播，让以色列全民直面民族的创伤。

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说：“这场审判不是为了复仇，是为了让后代永远记住，对军国主义的纵容，就是对人类的犯罪。”1962年，艾赫曼被执行绞刑，成为以色列建国后唯一被处死的战犯。

这种“直面历史、绝不宽恕”的态度，成了以色列的民族基因。他们的大屠杀纪念馆里，不仅记录纳粹的暴行，还会反思自身在历史中的问题。对比日本，形成了刺眼的反差。

犹太学者约瑟夫·科恩，祖父是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拉比。他在《日犹关系史》中写道：“我们经历过地狱，所以更懂地狱的可怕。日本让亚洲千万人坠入地狱，却假装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这是我们无法容忍的。”

以色列《国土报》的评论员阿莫斯·奥兹，曾在上海采访过犹太难民后代。对方回忆：“1943年，我们在上海的弄堂里挨饿，而街对面的日本兵，正用犹太商人的捐款买军火。”这个细节，成了评论文章的核心论据。

六、国际交锋：历史正义的多元声音

以色列媒体的言论，像一块石头投入国际舆论的湖面，激起的不只是日以两国的对抗，还有亚洲国家对历史问题的集体发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历史悲剧的根源值得深思，加害者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

韩国外交部更直接，将以色列媒体的观点与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联系起来。2024年4月，包括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在内的90多名日本议员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韩国外交部立刻提出抗议，称“这是对历史正义的践踏”。

国际史学界的态度也很鲜明。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写道：“原子弹是日本军国主义自己点燃的炸弹，只是延迟了爆炸时间。”这本书在日本被右翼抵制，却在亚洲各国成为畅销书。

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大阪大学教授佐藤学，联合120名学者发表公开信，承认“日本在二战中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呼吁政府正视历史。他的信被《朝日新闻》转载，引发数十万网友讨论，支持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核爆受害者家属也开始反思。广岛市民松本正雄，父亲死于“小男孩”原子弹爆炸。他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我痛恨核爆带来的痛苦，但我更痛恨发动战争的人。如果不提侵略，我们的悼念就是不完整的。”

七、历史的镜鉴：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边界

这场跨洲的舆论纷争，本质上是对“历史记忆”的不同解读。以色列人认为，忘记加害者的罪行，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日本人则试图模糊加害者身份，只强调自己的苦难。

这种差异，在纪念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全国会拉响警报，所有人停下手中的事默哀。纪念仪式上，不仅会悼念犹太死者，还会邀请吉普赛人、残疾人等纳粹受害者代表发言。

而日本的核爆纪念日，发言者很少提及亚洲受害者。2024年8月6日，广岛市长的演讲全文2000多字，只字未提“侵略”“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词汇，反而抱怨“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苦难缺乏理解”。

更讽刺的是，日本在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上的态度。2024年，当周边国家质疑核污水安全性时，一些日本政客竟说：“我们曾遭受原子弹伤害，国际社会应该体谅我们的处境。”这种将加害者与受害者身份混淆的逻辑，令人咋舌。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好的历史记忆，是既记住自己的苦难，也记住自己给别人带来的苦难。”以色列做到了前者，更守住了对正义的底线；而日本，至今仍在历史的迷雾中徘徊。

1945年的原子弹，不是“暴行”，也不是“神圣惩罚”，而是战争逻辑的必然结果。它提醒世人：任何国家，一旦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终将自食恶果。

日本真正该做的，不是抗议以色列媒体的言论，而是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看那些遇难者的遗骨；去韩国济州岛，向慰安妇幸存者低头道歉；在教科书里，写下“我们侵略了中国和朝鲜半岛”。

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真正走出历史的阴影。否则，无论如何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都无法赢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这，或许就是以色列媒体的言论，给日本上的最深刻的一课。

如今，地中海的风还在吹着对历史的敬畏，太平洋的浪仍在拍打着对正义的呼唤。两个曾经历苦难的民族，因对历史的不同态度走向对立，这本身就是一段值得深思的历史。而历史的最终正义，终将站在敢于直面真相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