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女儿传：将军护国十万甲，难赎凤仙百年身（下）

下 集

十一月初八，胡班主的寿宴终于到了。

云吉班张灯结彩，从大门口一直红到后院。胡班主穿了件绛紫色的团花马褂，坐在正厅上首，接受各方宾客的祝贺。来的有陕西巷其他“书寓”的班主、姑娘，有胡班主的江湖朋友，还有不少平时捧场的客人。

厅里摆了十几桌酒席，猜拳行令声、笑闹声、丝竹声混在一起，嘈杂得几乎掀翻屋顶。小凤仙特意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身桃红色的绣花旗袍，鬓边簪了朵新鲜的芍药，脸上薄施脂粉，眉眼描画得格外精致。

她一出现，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小凤仙今天真漂亮！”

“是要给胡班主献艺吗？”

小凤仙笑着应酬，眼神却不着痕迹地扫过全场。她注意到，厅角坐着两个穿深色短褂的男人，不喝酒，不聊天，只是静静地坐着，目光时不时瞟向门口，那是警察厅的密探，她认得其中一个，以前来云吉班“查过案”。

蔡锷是傍晚时分到的。他穿了身簇新的宝蓝色长衫，外罩玄色缎面马褂，手里提着寿礼，一副来贺寿的寻常宾客模样。他一进来，就径直走向胡班主，寒暄、送礼，然后被引到主桌坐下。

小凤仙等蔡锷坐定，才端着酒杯走过去。

“蔡将军今日来得早。”她笑得眉眼弯弯，“凤仙敬将军一杯。”

蔡锷端起酒杯，与她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两人的眼神在空中短暂交汇。

宴席开始后，小凤仙使出了浑身解数。她挨桌敬酒，与每个熟客说笑；她上台唱了一曲《游园惊梦》，唱得婉转缠绵，赢得满堂彩；她甚至破例陪几个有头有脸的客人划拳，输了几杯酒，脸颊飞起红晕，更添几分娇媚。

那两个密探的目光，果然一直跟着她转。她走到哪儿，他们的视线就跟到哪儿。而蔡锷则安静地坐在主桌，与杨度等人聊天，偶尔看向小凤仙，眼神温柔，完全是一个被美人迷住的“风流将军”模样。

酒过三巡，宴席进入高潮。胡班主已经喝高了，拉着几个老友唱起梆子戏；几个姑娘在厅中央跳舞，衣袂飘飘；客人们划拳的、聊天的、打牌的，乱成一团。

小凤仙看准时机，走到蔡锷身边，身子一软，假装醉酒，倒在他怀里。

“将军……凤仙头晕……”她声音娇软，带着醉意。蔡锷顺势搂住她，对桌上其他人说：“凤仙醉了，我送她去歇息。”杨度等人露出暧昧的笑，挥挥手：“去吧去吧，春宵一刻值千金。”

蔡锷扶着小凤仙往后院走。经过那两个密探身边时，小凤仙故意把手中的酒杯一甩，酒水溅了其中一人一身。

“哎呀，对不住……”她醉眼朦胧地道歉。那密探皱了皱眉，但看小凤仙确实醉得不轻，也不好发作，只是摆摆手。蔡锷扶着小凤仙进了她的房间，关上门。

门外的喧闹声被隔开，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小凤仙立刻从蔡锷怀里站直，眼神清明，哪里还有半分醉意。她从怀里掏出那块怀表，看了一眼，晚上十点半。她迅速把表拨快了半小时，指向十一点。

“按这个时间，你现在该‘离开’了。”她把表给蔡锷看。蔡锷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假护照、一张火车票。护照上的名字是“梁财发”，身份是商人，照片是蔡锷的，但粘了假胡子，戴了眼镜，几乎认不出来。火车票是今晚十一点半，从北平开往天津的。

“我从后窗走，外面有人接应。”蔡锷快速说，“到天津后，坐船去日本，再从日本辗转回云南。”

小凤仙从床板的暗格里取出那个油纸包，递给蔡锷。里面是他的真护照和一些重要文件，用油纸包着，再裹了一层蜡，防水防潮。

“这个带上，也许用得上。”蔡锷接过，深深看了小凤仙一眼：“今日之恩，蔡锷没齿难忘。”

“将军言重了。”小凤仙低下头，“凤仙只盼将军……平安。”

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是王妈的声音：“凤仙？蔡将军？胡班主请你们再去喝一杯！”

小凤仙扬声应道：“就来！”然后压低声音对蔡锷说，“快走。”蔡锷不再犹豫，推开后窗。窗外是一条窄巷，平时很少有人走。一辆骡车已经等在那里，车夫戴着斗笠，看不清脸。

蔡锷翻出窗外，回头最后看了小凤仙一眼。月光下，她的脸洁白如瓷，眼中水光潋滟。

“保重。”他说。

“将军也是。”窗户关上了。

小凤仙听见骡车轱辘碾过石板路的声音，渐渐远去。她站在原地，久久未动，直到敲门声再次响起。她深吸一口气，从头上拔下簪子，把头发弄乱，又把旗袍的领口扯开一些，然后才去开门。

王妈站在门外，探头往里看：“蔡将军呢？”

“刚走。”小凤仙靠在门框上，做出慵懒的姿态，“说是有急事，先回去了。”

王妈撇撇嘴：“这些男人，真是……”她没再多说，转身走了。

小凤仙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缓缓滑坐在地上。她掏出蔡锷留给她的那块怀表。真的那块，没有被拨快的，表针滴答走着，指向十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蔡锷的火车就要开了。她捂住脸，眼泪终于汹涌而出。

第二天，蔡锷“失踪”的消息传遍了北平城。袁世凯大发雷霆，命令警察厅全城搜捕，火车站、码头、城门，全部戒严。但蔡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踪影。

云吉班也被查了。警察来了好几拨，把小凤仙房间翻了个底朝天，盘问她关于蔡锷的一切。小凤仙一口咬定，那晚蔡锷喝多了，在她房里待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走了，之后去哪里，她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要去哪儿？”警察恶狠狠地问。小凤仙摇头，眼泪汪汪：“将军的事，从来不会跟凤仙说。”

警察查不出什么，只好作罢。但小凤仙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胡班主也看出端倪，私下里警告她：“小凤仙，你可别惹祸上身。蔡锷那是通缉犯，你要是跟他有牵连，咱们整个云吉班都得完蛋。”

小凤仙低头不语。等胡班主走了，她走到妆台前，打开那个紫檀木盒子，里面空空如也。桂花糕已经给了蔡锷。她拿起剪刀，对着铜镜，剪下一绺青丝，用红绳仔细系好，放进盒子里。

窗外，袁世凯的鹰犬还在街上巡逻，脚步声整齐而沉重，像这个时代的心跳，压抑而惶恐。

蔡锷的死讯，是裹着1916年初冬的第一场雪传到北平的。

那日小凤仙正在云吉班的后院晾衣服，自从蔡锷出走，她“失宠”的传闻，就在陕西巷传开了，胡班主对她的态度也大不如前，一些粗活累活开始让她做。她倒不在意，默默洗衣、扫地、帮厨，像个最普通的杂役。

雪是午后开始下的，起初只是细碎的雪沫，渐渐变成鹅毛大雪，把灰扑扑的北平城，染成一片素白。小凤仙晾完最后一件衣服，搓着冻红的手回屋，在廊下遇见匆匆跑进来的小丫鬟翠儿。

“凤仙姐！不好了！”翠儿喘着气说，“外头、外头都在传，蔡将军……蔡将军没了！”

小凤仙手里的木盆“哐当”掉在地上。

“你说什么？”

“蔡将军在日本病逝了！”翠儿的眼泪掉下来，“报纸上都登了，说是喉癌，治不好……”

小凤仙踉跄一步，扶住廊柱。雪片落在她脸上，冰凉，却不及心里冷的万分之一。

喉癌。她想起蔡锷在北平时，有时说话会突然咳嗽，咳得很厉害，脸都憋红。她问过，他只说是旧疾，不碍事。原来……原来那时就已经病了。

“什么时候的事？”她的声音飘忽得不像自己的。

“11月8号，在日本福冈的医院。”翠儿抽噎着，“灵柩已经运回上海了，过几天就要到北平，在中央公园开追悼会……”

小凤仙没有再听下去。她转身进屋，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缓缓坐下。屋里没有生火，冷得像冰窖。她抱住膝盖，把脸埋进去，没有哭，只是浑身发抖。

三天后，蔡锷的灵柩抵达北平。追悼会设在中央公园的社稷坛，场面极大。北洋政府给了蔡锷“国葬”的礼遇，毕竟他是“讨袁护国”的英雄，虽然这个英雄生前曾被袁世凯软禁和通缉。

小凤仙换了一身黑色的棉旗袍，外面罩着黑色的斗篷，鬓边簪了一朵小小的白绒花。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独自出了云吉班，叫了辆黄包车，往中央公园去。

雪已经停了，但天气更冷。路上积雪未化，车轱辘碾过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小凤仙抱着一个布包袱，里面是她连夜赶制的一副挽联。

社稷坛前搭起了灵棚，素幡白幔，在寒风中飘荡。灵前摆满了花圈、挽联，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政界要员、军界将领、学界名流，还有自发前来的市民。小凤仙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具漆黑的棺木，上面覆盖着五色国旗。

她等了很久，等到官方仪式结束，人群渐渐散去，才慢慢走上前。灵前负责接待的是蔡锷生前的副官，姓何，小凤仙见过几次。何副官看见她，愣了一下，随即认出她来，眼神复杂。

“凤仙姑娘……”他欲言又止。

“我想给将军上一炷香。”小凤仙轻声说。

何副官犹豫片刻，还是侧身让开：“请。”

小凤仙走到灵前，点燃三炷香，恭敬地拜了三拜，插进香炉。然后她解开布包袱，取出一副挽联，白纸黑字，是她亲手写的：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廿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墨迹已干，字迹娟秀中带着刚劲。她正要挂上，旁边忽然传来一声嗤笑：“妓女也配祭英雄？”

小凤仙转头，见是几个穿着体面的男人，看样子像是政府官员或报社记者。说话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正用鄙夷的眼神打量她。何副官脸色一变，正要开口，小凤仙却笑笑得云淡风轻，仿佛对方说的不是自己。

“二十字挽联，比千万篇讨袁檄文更难写。”她缓缓说，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将军生前，最厌恶虚言伪饰。我写的，不过是实话。”

她转向何副官：“何副官，烦请把这副联挂上吧。”

何副官接过挽联，眼眶有些红。他郑重地点头，亲自把挽联挂在灵前最显眼的位置。那几个男人悻悻地走了。小凤仙又站了一会儿，看着蔡锷的遗像：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眼神锐利，正是她第一次在云吉班见到时的模样。

“将军，”她在心里说，“你终于自由了。”

转身离开时，何副官追上来，塞给她一个小布包：“凤仙姑娘，这是将军留给你的。”小凤仙打开，里面是一枚怀表，正是蔡锷逃走那夜，她用来拨快时间的那块。

表盖内侧刻着两行小字，是新刻上去的：“护国十万甲，误卿百年身。”

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表盖上，晕开水痕。

蔡锷死后，小凤仙在云吉班又待了两年。胡班主看她确实“过气”了，也不再逼她接客，只让她做些杂务，偶尔有熟客点名，才让她出去唱个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平的学生上街游行，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小凤仙站在云吉班门口看热闹，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激昂的呼喊，让她想起蔡锷曾经说过的话：“这个国家，总需要有人站出来。”

她忽然觉得，自己在云吉班的这些年，像一场漫长的梦。现在，梦该醒了。她攒了些钱，赎了身，离开了陕西巷。

走的那天，只带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那本《黛玉葬花》的工尺谱、蔡锷留给她的怀表，还有那半块母亲的玉佩。

她先是去了天津，在一家绣庄当绣娘。她的手巧，学的快，很快就成了绣庄的顶梁柱。绣庄老板是个寡妇，对她很好，甚至想认她做干女儿。但小凤仙婉拒了，她知道自己身上有太多过去，不想连累别人。

在天津待了三年，她听说东北那边机会多，便跟着一个商队去了沈阳。在沈阳，她遇到了奉系的一个旅长，姓梁，四十出头，妻子早逝，没有子女。他在一次酒会上见到小凤仙，那时她在一家饭店当歌女，偶尔唱唱曲，惊为天人，不顾旁人议论，执意要娶她。

小凤仙犹豫了很久。梁旅长对她确实好，体贴入微，尊重她的过去，从不追问。更重要的是，他给了她一个“家”，一个她漂泊半生，从未真正拥有过的东西。

她答应了。婚礼办得很简单，只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婚后，梁旅长把她安置在一栋小洋楼里，还请了佣人伺候。小凤仙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插花、练字、听收音机，像个真正的官太太。

但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东北沦陷。梁旅长所在的部队奉命“不抵抗”，撤往关内。但他没走，他投靠了日本人，成了伪满洲国的高官。

小凤仙得知消息的那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没出来。傍晚时分，梁旅长回来，喝得醉醺醺的，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

“凤仙，以后咱们的日子更好过了！”他拉着她的手，“日本人说了，给我个厅长当，还配汽车、配卫兵……”

小凤仙抽回手，冷冷地看着他：“你投靠了日本人？”

梁旅长的笑容僵住：“什么投靠不投靠，这叫识时务。东北已经是日本人的了，咱们得为自己打算……”

“我不为自己打算。”小凤仙站起来，“我也不会当汉奸的妻子。”

梁旅长的脸沉下来：“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走。”小凤仙的语气平静而坚定，“今天就走。”

梁旅长大怒，摔了茶杯，骂她“不知好歹”。但小凤仙不为所动，她上楼收拾了一个小箱子，只装了几件随身衣物和重要物品，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栋小洋楼。

外面下着大雪，沈阳的冬天冷得刺骨。小凤仙提着箱子，在积雪的街道上走了很久，最后在一家小旅馆住下。那晚，她抱着箱子坐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一夜未眠。

第二天，她开始找工作。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没有亲人，没有背景，在沦陷区的沈阳，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她试过当保姆、当洗衣工、当饭店洗碗工，都做不长。

最后，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她进了奉天纺纱厂，当了一名挡车工。纺纱厂的工作很苦，每天要站十二个小时，车间里棉絮飞舞，空气污浊，机器轰鸣震耳欲聋。

小凤仙咬牙坚持下来了。在这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没人知道她曾经是名动京华的小凤仙、是护国将军蔡锷的红颜知己，是旅长夫人。她只是一个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普通女工。

在纺纱厂，她认识了李振海。李振海是厂里的锅炉工，四十多岁，老实巴交，妻子早逝，留下一个十岁的女儿。他话不多，但干活实在，对人诚恳。看小凤仙一个人不容易，时常帮她打热水、带饭，偶尔还把自己省下的窝头分给她。

小凤仙起初很戒备，但时间长了，发现李振海是真的好人。他不问她从哪里来，为什么不嫁人，只是默默地照顾她。

1940年冬天，沈阳遭遇百年不遇的寒潮。小凤仙租的那间小屋四面透风，冻得她生了重病，高烧不退。李振海知道后，把她背到自己家，让女儿照顾她，自己连夜去请大夫。

病好后，小凤仙不知该如何感谢。李振海搓着手，吭哧了半天，终于说：“张大姐，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凑合着过吧。我、我会对你好的。”小凤仙看着这个憨厚的男人，又看看他那个乖巧的女儿，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忽然软了。

她答应了。婚礼那晚，沈阳又下起了大雪，封住了门窗。简陋的新房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光线昏黄。李振海的女儿已经睡了，小凤仙坐在炕边，对着墙上模糊的影子出神。

李振海有些紧张，给她倒了杯热水：“你、你以前是富贵人家出身吧？跟了我，委屈你了。”

小凤仙摇摇头：“不委屈。这样的日子，踏实。”

她脱去外衣，准备休息。旗袍的盘扣是玉的。那是蔡锷逃走那夜，从她领口崩落的，她一直留着，后来镶成了扣子，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李振海的女儿忽然醒了，揉着眼睛说：“妈，你旗袍扣子是玉的！真好看！”小凤仙慌忙掩上衣襟，像是掩藏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

“睡吧。”她轻声说，吹灭了灯。黑暗中，她摸着那枚玉扣，冰凉凉的一小块，贴在心口。

195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沈阳城里的积雪还没化尽，路边的杨柳已经抽出了嫩芽。

小凤仙，现在该叫张洗非了，这是她嫁给李振海后改的名字，取“洗涤前非”之意，正在家里糊火柴盒。这是街道居委会给军烈属和困难户安排的活计，糊一千个能挣五毛钱。她的手很巧，糊得又快又好，一天能糊两三千个。

女儿（李振海的女儿，已经改口叫她妈）在里屋写作业，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新闻：“……梅兰芳先生率剧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载誉归来，近日将在沈阳公演……”

小凤仙的手顿住了。梅兰芳。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

她想起很多年前，在北平，蔡锷曾带她去看过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那是她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被那绝代的唱腔和身段深深震撼。散场后，蔡锷对她说：“梅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家。以后若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

后来，蔡锷真的托人引荐，让她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了梅兰芳。那时她还是小凤仙，穿着精致的旗袍，坐在蔡锷身边。梅兰芳很客气，与她寒暄了几句，还夸她“气质不俗”。

再后来，蔡锷走了，死了。她也离开了北平，漂泊半生，最终隐姓埋名，成了沈阳城里一个普通的老妇人。

“妈，你怎么了？”女儿探出头问。

小凤仙回过神，摇摇头：“没什么。”她继续糊火柴盒，但心思已经飞远了。

几天后，梅兰芳来沈阳公演的消息传遍全城。报纸上登了广告，戏票一票难求。小凤仙犹豫了很久，终于从箱底翻出一张泛黄的信纸，是蔡锷当年写给梅兰芳信的副本，内容是关于戏曲改良的讨论，末尾有蔡锷的签名和印章。

她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折好，揣在怀里，去了梅兰芳下榻的宾馆。宾馆门口挤满了人，有来求见的戏迷，有来采访的记者，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

小凤仙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成简单的髻，看起来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她怯生生地走到门口，对警卫说：“同志，我想见见梅先生。”

警卫上下打量她：“有预约吗？”

“没、没有。但我有封信，想给梅先生看看……”

“梅先生很忙，没空见闲人。”警卫不耐烦地挥手，“去去去，别在这儿挡路。”

小凤仙急了，从怀里掏出那封信：“这信很重要，是故人托我转交的……”

“什么故人故人的，每天来攀关系的人多了去了。”警卫根本不看，“快走，不然叫人赶你了。”

正争执间，宾馆里走出一行人。为首的是个清瘦的中年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眼镜，气质儒雅。他听见门口的动静，停下脚步，问：“怎么回事？”

警卫赶紧立正：“报告首长，这个老太太非要见梅先生，我说梅先生没空……”中年男人看向小凤仙。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片刻，忽然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

小凤仙也看着他，觉得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您……您是张……”中年男人试探着问。

小凤仙摇头：“我姓张，叫张洗非。”

“张洗非……”中年男人喃喃重复，忽然眼睛一亮，“您是不是……是不是当年在北平，蔡松坡将军身边的……”

小凤仙的心猛地一跳。她看着对方，终于想起来了，这是梅兰芳的助理，姓周，当年那场饭局上，他也在场。

周助理也认出了她，尽管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但那份独特的气质，那种即使穿着粗布衣服，也掩不住的清冷，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真是您！”周助理激动起来，“您等等，我这就去请梅先生！”他转身匆匆跑进宾馆。警卫目瞪口呆，看看小凤仙，又看看周助理的背影，不知所措。

没过多久，梅兰芳亲自出来了。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虽然已经年近六旬，但依然风度翩翩。他走到小凤仙面前，仔细端详她的脸，眼眶渐渐红了。

“真的是您……”梅兰芳的声音有些哽咽，“当年蔡将军托我照应的人，竟是您……我找您找了好多年……”

小凤仙的眼泪也掉下来。她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得她，记得那段早已被时光掩埋的往事。

梅兰芳把她请进宾馆，在会客室里详谈。小凤仙简单说了这些年的经历：离开北平、嫁人、再嫁、在沈阳隐姓埋名……梅兰芳听得唏嘘不已。

“您受苦了。”他叹息道，“蔡将军若在天有灵，定然心疼。”

小凤仙摇头：“不苦。比起将军为国家受的苦，我这不算什么。”

梅兰芳问她现在的生活，得知她在糊火柴盒度日，立刻说：“我帮您安排个工作。您识文断字，又有见识，不该做那样的粗活。”

几天后，在梅兰芳的帮助下，小凤仙进了沈阳市政府托儿所，当了一名保育员。工作不累，主要是照顾孩子们吃饭、睡觉、做游戏。

她很喜欢这份工作，看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心里会平静许多。在托儿所，她常哼一首无词的曲子。调子悠扬而悲壮，是她自己编的，还是从哪里听来的，她自己也不清楚。只是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哼起来。

托儿所里有个患痴呆症的老兵，姓赵，是所长收留的远房亲戚。老赵平时糊里糊涂的，说话颠三倒四，但有一天，小凤仙又在哼那首曲子时，老赵忽然抬起头，眼神清明得不像个病人。

“这曲子……”他喃喃道，“这是护国军的军歌……”

小凤仙愣住了：“您说什么？”

“护国军，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老赵的眼睛闪着光，“我在云南当过兵，听过这曲子。词是这么唱的：‘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

他断断续续地唱了几句，调子果然和小凤仙哼的一模一样。

小凤仙低头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手，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她想起蔡锷，想起云南，想起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护国战争。原来那首无词的曲子，早已深深刻在她的记忆里，成了她与过去唯一的、无声的联系。

她不再哼那首曲子。但夜深人静时，那旋律总会在脑海里回响，像远方的潮汐，一波一波，永不停息。

1954年春天，小凤仙病倒了。

起初只是咳嗽，她没在意，以为是小毛病。但咳了半个月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咳得整夜睡不着，痰里带了血丝。女儿硬拉着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结核，已经晚期。

这病……能治吗？”女儿哭着问医生。

医生摇摇头：“拖得太久了。好好养着吧，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小凤仙倒很平静。活了五十多年，经历了太多生死，她早就不怕了。只是看着女儿哭红的眼睛，心里有些不舍。

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说说话，坏的时候昏睡不醒，高烧说胡话。女儿日夜守在床边，熬得眼圈发黑。

临终前七天，小凤仙的精神忽然好了很多。她让女儿扶她坐起来，看着窗外初春的景色，树梢已经泛绿，鸟儿在枝头跳跃，阳光暖暖地照进来。

“春天又来了。”她轻声说。

女儿强忍眼泪：“妈，等你好了，我推你出去看花。”

小凤仙笑了笑，没说话。她知道自己好不了了。

接下来的几天，她开始反复张口，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音。女儿凑近了听，只听见一些破碎的音节：“怀……表……”

女儿想起来，母亲确实有一块怀表，金色的，很旧了，但她一直当宝贝收着，从不让人碰。她回家翻箱倒柜地找，终于在箱子最底层的一个铁盒里找到了。可等她拿着怀表回到医院，小凤仙已经昏迷了。

那块怀表早就停了，表针锈蚀，永远定格在一个时刻。女儿仔细看，表针指向凌晨4时，表盖内侧刻着两行小字，字迹已经模糊，但还能辨认：“护国十万甲，误卿百年身。”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是把怀表放在母亲枕边，希望母亲能感觉到。

小凤仙在昏迷中，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她回到了杭州朱家的老宅，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开得正盛，香气浓郁。母亲坐在树下绣花，父亲在书房里写字，奶妈在厨房做桂花糕。她跑过去，想喊他们，却发不出声音。

场景一变，她站在云吉班的院子里，蔡锷将军穿着灰绸长衫，笑着对她招手。她想走过去，脚下却像生了根，动弹不得……

“凤仙。”有人叫她。

她回头，看见蔡锷站在月光下，还是当年的模样。

“将军……”她终于能发出声音了。

“我来接你了。”蔡锷伸出手。小凤仙握住他的手，温暖而有力。

他们一起往前走，走过桂花飘香的庭院，走过雪花纷飞的街道，走过枪炮轰鸣的战场，走到一片开满桃花的地方。那里没有战乱，没有离散，只有永恒的春天。

她的呼吸渐渐平稳，嘴角浮起一丝微笑。女儿握着她的手，感觉那手慢慢变冷。她低头看，母亲另一只手里，紧紧攥着半块玉佩，青玉雕的并蒂莲，因为长年摩挲，已经温润如脂。

窗外，春天真的来了。柳絮如雪，漫天飞舞。

结 语

钱江源头的水，三十年如一日地流淌，用它的温柔与执拗，渐渐冲垮我固执的旧识。终于明白，钱江女儿的情，从不只是江南烟雨般的朦胧缠绵，而是一种深植于骨血中的坚韧。她们多情，故能入骨；多智，故成传奇。她们一生修习的，是“柔”“韧”有余，一如钱塘江：安静时润泽万物，是至柔；潮涌时雷霆万钧，是至韧。

小凤仙，那个在连环画里滋润多少童年传奇女子，在笔下渐渐褪去模糊的淡影，鲜活起来。原来，她从来不只是资江儿郎身边一抹温柔的亮色，她本身就是一出传奇，一位真正的钱江女儿。在乱世的惊涛与个人的情潮之间，她将一腔痴情，酿成了历史的回甘；也在风雨飘摇中，走出了一步一莲花的从容。

只是传奇的背后藏着现实的涩意。当护国将军脱困远去，留给小凤仙的，仍是那艘无法靠岸的孤舟。蔡锷将军惧内并早逝，身后名满天下，却无人为她赎那一纸沉甸甸的身契。她空有一腔痴情，却连一场正式的吊唁都成了奢望。

我对晓梦说，再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抵不过权衡现实的利刃：男子谋天下，女子付深情。历史的笔锋，总是掠过那些被牺牲的缄默之人。

小凤仙啊小凤仙，她终究是钱江水养出的女儿，柔韧入骨，不言凋零。纵使被遗忘在历史的暗角，依然以她的方式，活成了另一重意义上的钱江潮涌：不争不怨，不熄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