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功的乡村叙事作品——读长篇小说《崇宁破晓》

作者：苗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作家）

西华大学王国巍教授送我一本书《崇宁破晓》，看后所得出的基本想法，这是一部最大限度地让乡村叙事成为了一种再生意义可能的文学作品。作品所产生的背景，故事的延宕与发展，情结与人物的走向，都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乡村叙事文本。作者在文本里，将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故土——崇宁县（现郫都区唐昌镇），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地域意义与语境意义，写出了那块土地上的厚重、淳朴、本真的人文情怀，让我们看见了乡村叙事，在时间背影与空间转移之中，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的叙事载体，完成了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所凸显的人文性、地域性、史诗性。

—特定的人文性，一本刻入成都人基因的人文印记。在当今的文化意义上,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了一个作家安身立命的东西,它不仅决定了一方区域的气韵格调,也决定了一方风物情趣。地域文化意识在作家内心的位置与否往往决定了作家的创作程度。《崇宁破晓》中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乡土情调,大大超越了小说故事本身的因果链条和时空线性结构,文本在自觉的走向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独特的审美张力。作家周树安在他的小说《崇宁破晓》中,自觉挖掘了历史深处的川西平原人文印记，在此背景下展开不动声色的叙述,传承与深化地域文化构建。小说中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明显，除贴门神、守岁、初一吃汤圆、初二回娘家、腊月三十“赶火把场”等地域习俗，还有特定地域物象，如“鸡公车”“烘笼儿”“扯痧”“烟丝”“鸡肠子路”……书中还有大量的川西地域方言：“啥子”“耙和”“屙屎”“操社会”“整烟”“扯筋割孽”……这些不仅是人物性格和身份的象征，更是地域地理标识。客观地说,地域写作是作家血浓于水的故乡记忆、情感记忆、文化记忆。它不是简单的民俗民风植入,而是把乡情民调完全融入文本,与情节共进,与主人公一起脉动,以此提炼升华地域文化精髓。在《崇宁破晓》中,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的神奥和传奇,这是小说可读迷人的内核之一。

—特定的地域性，一幅川西平原的风情画卷。“越是地域的,才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沈从文悲悯而诗意的湘西描绘,才有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泽被后世的湘西叙事;莫言念念不忘的故土情怀,才有了《红高粱》系列小说；阿来老师对藏区的纯厚深情，才有了《尘埃落定》问世和传承……任何时代,“本土言说”都是文学的富矿,作家的使命任重道远。描述川西风情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我觉得远没有写活写透，彪炳川西风情文学独特风貌的圭臬尚待时日，《崇宁破晓》的问世是个良好的开端。小说的主角及场景可以说是“地方本身”，地方的江家桥、法华寺、徐家堰、平乐寺……地方的人：书中的主人翁周良、县长段振声、妇联主席柴和祥、民政科长李克已等等，还有解放军、土匪、农民、地主、妇女、保长、参议员、和尚，烟农……地方的物：回锅肉、郫县豆瓣、腊肉、汤圆心子、叶子烟……地方的事：公审大会、枪毙土匪等，书中每一个人物都带着自己的立场、语言、记忆登场，有正面人物、反而人物，还有生活在时代夹缝中挣扎的“中间人物”。在《崇宁破晓》中,我们读懂了特定地域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这是小说可读迷人的内核之二。

—特定史诗性，一曲成都平原的英雄赞歌。在写作越来越私人化的今天，任何一部作品的表达，都离不开个人生活的时代和生存场景，反映的都是这个时期地域载体的一个断面或者横断面所能展现的社会承载。《崇宁破晓》讲述的是真实的革命历史故事，文本将讲述的时间放在1950年前后,以崇宁县为叙事原点，以地方性知识、民俗记忆和民间伦理为根基，以解放初期川西平原旧秩序的崩塌和新秩序的建立为叙事现场,构建了当时川西平原的现实形态。小说从解放初期发生在崇宁的史事入手,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解构,张扬地域文化的神奇魅力。故事以社会底层群体为载体,通过他们的生活轨迹:征粮工作队被围杀、土匪暴乱、百姓惊惧、武工队剿匪、公开枪决等革命历史题材，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广阔生活画卷。在文本表达中,统治者的阴狠残暴,民间草莽的侠义与肝胆……这里有道义的忠贞,权谋的机变、人心的冷暖。作品以质朴简约的方言俚语,冷静而独特的视角,演绎生活在川西平原男女主人公,他们的悲喜人生,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尽可能性。在《崇宁破晓》的表达中,作家深掘地域文化精髓、民风民俗矿藏同时，充分体现史诗性。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与营构中,始终把焦点凝聚在史实上，最典型的是“二五叛乱”和土地改革。作者在写作中还将川西平原的历史掌故、民间传说等穿插其中，加之优美的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的三重叠加，让枯燥历史又富于诗意，这是小说可读迷人的内核之三。

总之：《崇宁破晓》一书传承与深化的地域文化构建，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乡村叙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