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效应   中华文明和治水工程相依相承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四川大学演讲时称赞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壮观的灌溉系统和堤堰工程令人叹为观止，他表示由衷的赞叹。电视剧《大秦赋》省略了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叙述，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56年，战国秦蜀郡太守李冰偕其子二郎——世称“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前秦时期的岷江雨季泛滥成灾，旱季赤地千里，李冰父子汲取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率众在岷江出山口处独创了无坝引水系统，主体工程由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外两江、飞沙堰溢洪道——泄洪排沙、宝瓶口进水口——控流灌溉构成，采用竹笼卵石法在急流中筑成坚固堤防。

宏伟精妙的都江堰工程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府之国”由此扬名，2200多年来，持续发挥防洪、灌溉、水运功能，灌区千万亩，目前世界上唯一留存且使用的古代无坝引水工程，凝聚“深淘滩、低作堰”的科学智慧，李冰父子勇于创新，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治水工程立下不朽丰碑。

上古时期的黄河流域洪水滔天，先民饱受水患之苦，禹之父鲧用“堵”法治水，九年未果，被舜处死。禹承父志，受命治水，改变策略，提出“疏”法，因势利导，凿山通河，将洪水引入江河，东流入海。大禹亲率民众，跋山涉水，勘测地形，“左准绳，右规矩”，定立科学规划，大禹13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无暇探望新生儿子，全身心投入治水大业。

终克水患，黄河平原重现生机，禹治水有功，威望崇高，受舜禅让，建立夏朝，开启“家天下”时代，中华文明由此兴起。大禹通过治水奠定了早期国家治理模式，大规模公共工程需要中央集权与民众协作，催生国家雏形。“因势利导、疏堵结合”的辩证思维成为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重要源泉，大禹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其奋斗精神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象征，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

电视剧《大秦赋》展示了战国末年的韩国水工郑国在秦国主持修建“郑国渠”的壮举。秦王政元年或公元前246年动工，历时10年完工，渠首位于陕西泾阳县，引泾水东注洛水，全长约150公里，灌溉关中平原盐碱地四万余顷，郑国渠拦截沿途河流，注入渠中，增加水量。

郑国渠的挖掘使得昔日贫瘠的关中平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的粮仓，秦国国力大增，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粮草基础。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相比，郑国渠设计同样科学合理，历代沿用千年，遗址至今犹存，既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作，也有“疲秦之计反成强秦之策”的典故，成为水利史上扭转乾坤的典范。

建国后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众多，具代表性的工程包括：三门峡水利枢纽（1957年开工），青铜峡水利枢纽（1958年开工），葛洲坝水利枢纽（1970年开工），三峡工程（1994年开工）——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淠史杭灌区（1958年开工），固海扬水工程（1975年开工），刘家峡水电站、小浪底水利枢纽、南水北调工程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代水利的宏伟画卷。

中华文明如同其它世界文明一样起源于江河湖海，大江大河与人类文明的相生相伴遵从新历史哲学的共生原理或共效原理。生命离不开水，文明伴生大江大河，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且诞生于长江流域。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指出了水与中华文明的“共生效应”。

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大规模水利灌溉工程与水稻栽培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在东方，大河平原的灌溉工程需要中央集权的统一治理，这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个人淹没在集体之中。中国文明建立在对自然河流的治理之上，这种治理方式塑造了专制政体与臣民服从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将灌溉农业作为理解东方社会的关键，在《资本论》第1卷论及“劳动过程”时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大规模公共工程（如灌溉渠道），使东方专制政府承担起了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明确指出：“供水的管理是东方农业的首要条件。这种工程规模太大，单个村落无法承担，因此要么由中央政府主持，要么就根本不被兴办。”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在东方，文明的基础是灌溉，人工灌溉不仅是农业的条件，也是农业的基础。这要求中央政府、专制君主进行干预。”黑格尔和马恩等思想家共同揭示了水利系统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双重作用，但有些论述带有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一方面，灌溉是农业命脉和中华文明存续的“生存之本”；另一方面，大规模治水工程需要集权协作，从而塑造东方集权主义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