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批判到财富神话：国产影视剧“仇富”到“仇穷”的观念变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国产影视剧的叙事焦点与价值取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嬗变。其中，一个尤为显著的转变，是荧幕上对于财富与贫穷的态度，从昔日带有批判色彩的“仇富”心理，逐渐滑向了今日近乎慕强凌弱的“仇穷”倾向。这一转变，不仅折射出社会集体心态的变迁，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价值观的流转轨迹。

一、 昨日镜像：“仇富”叙事下的道德坚守

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千年初的影视作品，“富人”形象常常与“为富不仁”紧密挂钩。无论是《蜗居》中破坏他人家庭的官员与商人，还是《黑冰》《黑洞》里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最终身败名裂的企业家，财富往往被描绘为权力、腐败与道德沦丧的附属品。此时的叙事逻辑，核心是“仇富”背后的“仇不公”。

编剧们致力于揭露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剧中的主角，多是坚守底线、勤劳朴素的普通人，他们的困境能引发广泛共情，而反派富人的最终覆灭，则满足了观众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朴素期待。这种“仇富”，本质上是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是对道德秩序的呼唤，财富本身被问题化，成为了需要被审视和拷问的对象。

二、 今日图景：“仇穷”叙事下的精英崇拜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影视剧的叙事风向悄然逆转。“仇富”的声浪逐渐微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贫穷的鄙夷与对财富的无条件崇拜。尤其是在大量都市言情剧和职场剧中，一种新的叙事范式已然成型：贫穷不再是值得同情的处境，而更像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罪过”。

当下的热门剧集里，主角往往是住在豪华公寓、身着顶级奢侈品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烦恼，不再是生存的艰辛，而是“选择哪个更爱我的富豪”或“如何轻松完成一个小目标”。《三十而已》中，财富成为了划分圈层的标尺；《欢乐颂》里，不同经济状况的角色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智商与命运。更为极端的是，在一些“霸道总裁”题材的作品中，贫穷的女主角需要被富有的男主角“拯救”和“改造”，其自身的价值必须通过依附于财富才能得以实现。

这种“仇穷”逻辑，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一个危险信号：你的贫穷，源于你的不努力、没本事、缺乏眼界。它巧妙地将结构性、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的能力问题，从而消解了社会对贫困根源的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它对精英生活方式的过度渲染和美化，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让“慕强”与“拜金”成为一种被默许甚至鼓励的价值观。

三、 转变背后：商业逻辑与社会心态的共谋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商业资本的驱动是首要因素。制作方需要吸引广告商并迎合最大多数观众（尤其是消费能力强的年轻观众）的“梦想”，因此，光鲜亮丽的精英生活自然比艰辛的底层现实更具“卖相”。打造一个悬浮于现实之上的“财富神话”，远比刻画真实的生存困境来得安全且有利可图。

其次，它反映了社会心态的集体转向。在一个高度强调个人奋斗与成功学的时代，社会大众对财富的态度从过去的批判性审视，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羡慕与追逐。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这种“向上看”的集体无意识，并通过反复的叙事将其固化下来。

结语

从“仇富”到“仇穷”，国产影视剧的价值观漂流，远非一个简单的审美问题。它关乎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如何看待公平，以及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究竟应承载怎样的社会责任。当荧幕上的故事只剩下对财富的单向度歌颂，而对普通人的挣扎与尊严报以轻蔑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深刻描摹，更是文化本身应有的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或许，未来的国产影视剧，需要的不是在“仇富”与“仇穷”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是找回那份平视生活的勇气，讲述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