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警察厅长曾冒死救毛主席，68岁进京谋职，主席破例同意

1951年初夏，毛主席收到一封来自湖南的信，当他看到落款时，神情一变，迅速拆开信封。

信纸很短，只寥寥一句话：“我的工作还是没着落！只能来北京找你了。”

写信的人曾是国民党的警察厅长，也曾冒死救过毛主席，这一年他68岁，给毛主席写信想要进京谋职。

秘书本以为毛主席会拒绝，没想到主席竟然破例同意了，此人究竟是谁？

书生意气

此人叫刘武，字策成，湖南新邵人，从小在父亲的坚持下走进私塾，日日手不释卷。

他最钟爱的，便是《庄子》，《逍遥游》他反复诵读，读得心潮起伏，尤其是那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更是让他年幼的心里生出了宏大的抱负。

二十岁那年，他告别家乡，辗转抵达广西优级师范读书，那时的中国正值清末新政的浪潮，风起云涌的思想激荡着这位青年心中的革命火苗。

他深知，空谈理想并不能救国，必须要真正“走出去”，看清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

于是，刘策成选择东渡日本留学，初到东京，他住在简陋的赤坂宿舍里，每天啃冷饭、裹破衣，但却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他旁听政法、学习经济，尤其对西方宪政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志同道合，常常在灯下彻夜长谈，论国是、论天下。

1905年8月20日，东京赤坂区一处普通民居的二楼，一间榻榻米房间里人头攒动，正中央的孙中山神采奕奕，正在讲述他关于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构想。

刘策成就在场，他将自己的名字写在那张布满誓言的宣言纸上，字迹遒劲。

回国后，刘策成拒绝了许多地方的官职安排，而是选择回湖南邵阳任中学校长。

他与语文教员杨洞天日夜交流教学思路，在校园内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鼓励学生读《新青年》，批判封建，宣扬民主。

但不知是何人走漏了风声，汤芗铭下令将刘策成、杨洞天、以及学生匡互生一同逮捕，罪名是“非法聚会、私藏枪支、鼓吹颠覆”。

狱中，刘策成没有哀求，他坐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仍旧喃喃背诵《庄子》，仿佛要以精神的自由抗衡肉体的桎梏。

就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一纸保释电报从昆明飞至长沙，蔡锷亲自致电汤芗铭，力保同乡刘策成。

刘策成被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坐牢两年后，因袁世凯病故，得以提前获释，出狱后，他返校复职，同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在这里，他遇到了青年时期的毛主席。

师恩初结

1916年初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钟声刚刚响起，学生们而是三五成群地聚在讲台前小声议论新来的老师。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际，教室门口忽然出现一道身影，正是刘策成，后排的毛主席，正倚着课桌静静观察着这位与众不同的新教师。

课程开始了，刘策成并没有像大多数老师那样，从课本上的年代顺序讲起，他反其道而行，开篇便说：“欲知今朝乱世，须识前人之错，先讲明朝崩亡，再倒回汉唐之盛。”

他以简驭繁，从明末谈起，拨开王朝更替的层层迷雾，不说编年，不列纲目，而是将朝代之间的更迭归结于人心之变与制度之弊。

讲到一半，他突然停顿，望向满堂学生：“若问历史何用？不是背诵年号，而是透过过往之死灰，寻今日之火种。”

毛主席愈发专注，这位刘先生不仅谈古通今，甚至能将《资治通鉴》《史记》与现实政局联系起来，对社会、政治、百姓、革命谈吐如流。

一堂课讲完，教室静默片刻，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学生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位“衣着土气”的老师，竟有如此渊博的学识与胸怀。

而毛主席，则悄然起身，径直走出教室，追上了正准备离开的刘策成：“老师，您不带书本，是即兴发挥吗？”

刘策成停下脚步，转身看着这个目光炯炯、语气平静的青年，微笑道：“知识若不能藏于心间，留在纸上何用？”

一句话，让毛主席眼神一亮，从那以后，毛主席成了刘策成的常客，每天下课后，他都会请教历史问题，与刘先生多说几句话。

两人从历史人物聊到现实政治，从《庄子》谈到《共产党宣言》，甚至在书斋中对时局进行推演与讨论。

刘策成起初只是觉得这个学生“脑筋灵活”，但日久之后，他开始真正被毛主席的思想所震动。

这个青年，不止有学问，更有见识；不止会发问，更善于思辨，他不人云亦云，也不急于表态，而是常常在听完所有观点后，沉思片刻，说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某夜，刘策成独自点灯，伏案写下当日的教学心得，末尾一段，尤为郑重：“润之，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若国之将来，庶几在斯。”

这是刘策成第一次在私记中如此高度评价一名学生，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师生之间的界限，是思想的契合，是信念的共鸣，是时代中的灵魂相遇。

只可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不久之后，毛主席即将毕业，北上进京，而刘策成，也将在命运的指引下离开讲坛，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险境之中

1923年，长沙警局大院内，刘策成才刚放下手中的公文，门外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厅长，省政府急召！”

刘策成心头一跳，立即前往省政府，会议室里，赵恒惕声音冰冷：“毛泽东回湖南了，他必须在长沙出事之前，被我们抓住！”

毛主席的名字，在湖南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名字，而是赵恒惕心头的一根刺。

几年前工人运动的风暴、舆论的交锋、文章中的针针见血，令赵恒惕对他怀恨至深，如今再度掌权，自然要秋后算账。

刘策成听到这里，呼吸明显滞了一下，他知道毛主席到了长沙，却绝没想到赵恒惕竟下如此狠命的死令。

赵恒惕继续下达命令，语气不容置疑：“长沙城来往要道全面封锁，各警区昼夜巡查，务必尽快将毛泽东缉拿归案！办不到的提头来见！”

众人齐声领命，只有刘策成，目光在赵恒惕脸上停留了片刻，内心翻涌着难以言说的复杂。

会议结束后，刘策成站在走廊尽头，片刻后，他深吸一口气：“来人，把王建屏叫来。”

王建屏，长沙城东警署署长，是刘策成最信任的心腹之一，若救毛主席，这个任务非他不可。

不一会儿，王建屏悄然推门而入，刘策成缓缓开口：“赵恒惕下令，要缉捕毛泽东，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未来之才，我不能看他送命，你设法将消息悄悄传给他，让他连夜离开长沙。”

王建屏沉默了许久，最终郑重点头：“属下明白。”

夜深了，王建屏换上便装，带着两名绝对信任的警员，悄无声息地出了署，抵达清水塘毛主席下榻之处时，已经近午夜。

两名警员敲开门，毛主席正伏案写稿，他抬头看到来势匆匆的二人，便觉不妙，其中一人压低声音：“毛先生，快走！厅长让我来报信，赵恒惕要抓您！”

毛主席的眉头紧皱，但没有惊慌，立刻收拾材料，借着夜色悄然离开长沙。

而另一边，为了掩人耳目，王建屏照常在全城发布“缉捕令”，大张旗鼓地搜查，甚至派出警车封锁街头。

刘策成也故意在厅内训斥：“消息走漏了？务必加紧搜捕！”

数日后，长沙城依旧在搜捕声中紧绷着，没有人知道那位被通缉的青年早已避开风暴。

刘策成站在厅长室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第一次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进京谋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湖南新邵县一个老旧宅院中，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静静坐在木椅上，听着收音机，喃喃自语：“润之，他做到了。”

这位老人，正是刘策成，自从赵恒惕在政坛败退，刘策成便选择隐退归乡，闭门谢客。

那些年，他不再身居要职，却未曾停止思索国家命运，他潜心钻研《庄子》，用笔墨与经典，与旧时代告别，与新时代试图产生共鸣。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踌躇许久，最终，提笔写下了一封信。

信很短，刘策成只是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早年为官期间所积存的一些土地和家产，是否应当如数上缴政府？

第二，他虽年老，却仍希望能为国家出一分力，不知新政权是否还愿收留他这把“老骨头”，安排他一个适合的文化文职工作。

落款之时，他迟疑片刻，最终还是在信末写上：“策成。”

信寄往北京，寄给毛主席，当他的目光落在那枚“策成”署名上，动作戛然而止。

他慢慢拆开信封，细读一遍后，沉吟片刻，提笔回信：“来信收阅，甚悉，家庭土地财产，一切交农会处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省长程潜即可。”

寥寥数语，冷静简练，既未违反工作原则，也没有越过体制流程，但看似冷淡的字里行间，却字字皆是体面。

他没有答应安排职位，却让“程潜”亲自接待，又叮嘱“不需来京”，背后是深深的关怀与敬重。

刘策成收到信，照着毛主席的建议，几次写信给省政府，也亲自登门拜访，但始终石沉大海，无人应答。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来到1951年，刘策成已68岁，这一年春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京，亲自找毛主席。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也没有带随从，只带了几件衣物和一封未曾寄出的自荐信，住进了一家便宜的旅馆。

住下的第二天，他提笔写信：“我的工作还是没着落，只能来北京找你了。”

毛主席收到信的那一刻，原本正在起草文稿，他放下笔，转头吩咐秘书：“派车，去接他。”

这一次，毛主席破了自己的规矩，刘策成被接至条件更好的旅馆，生活所需由毛主席自掏腰包支付，那是从他的书稿费中拿出的补助。

而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将刘策成的请求给了周总理，并亲自叮嘱相关部门认真处理。

很快，中央文史研究馆发来聘书，正式聘任刘策成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职位虽不显赫，却与他的学识与志趣相得益彰。

这位已近古稀的老人，从此再次走上为国家效力的岗位，师生之情、知遇之恩、礼贤之风，在这一段历史之中，被镌刻得如此深刻、厚重，足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