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一八路军营长叛逃，杀害200余名干部群众，被战士5枪毙于闹市

1942年9月20日早上七点多，邢姚镇的集日刚刚开场，一辆驴车在镇西门口停下。车夫跳下车，把扎得严严实实的箩筐搬到地上，里头全是刚出水的河虾。谁也没想到，那一筐河虾除了用来做买卖，还肩负着一件“只许成功”的差事——它把除叛小组送进了镇子，也把一段几经周折的锄奸行动推向尾声。

吴吉亭是寿光南岔河村人，生于1902年，黄埔济南分校出身，枪法利索，心思却更“活络”。1930年潜入寿光党组织后，他被包装成“出身贫苦的新党员”，很快在抗日武装里混到骨干位置。1937年12月牛头镇起义时，他已经是八支队第五中队队长，外人只知他“能打”；可马保三等老干部对这个人始终留了神。

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的第一轮整训（1940年1月）把八支队并入第一旅，吴吉亭成了一团一营营长。整训内容里“群众纪律第一条”让这位自恃老资格的军官极不适应。他拿皮鞭抽战士、在驻地闹市调戏妇女，被旅政治部两次通报批评。年底，他被勒令去抗大一分校学习，本意是“边培训边消毒”。

同校学员回忆：“打饭排里，他嫌馒头硬，直接把碗摔到老炊事员脚下。”被当场点名，吴吉亭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把对方打得鼻血直流。1941年春节刚过，他悄悄溜出抗大，回了老家。寿光县公安局档案记着八个字：自离岗位，行为可疑。

南线土顽张景月与日伪暗通款曲，一直想找个懂我军底细的“活地图”。吴吉亭主动投奔，立刻被封为“政工团团长”。有意思的是，张景月给他的第一条任务竟然不是打八路，而是写《对付清河区八路军要领》，足见张对这位叛徒的依赖。

自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浊北惨案、北河血案接连发生，共计两百多名干部与群众遇害，集中在寿光的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区。再硬朗的老区，也禁不起这样连环毒打。清河区党委下了死命令：必须清除吴吉亭。

同年8月，清河区公安局将桓台短枪队指导员刘敏调来寿光。会议桌旁，县公安局局长韩洁石一句话定了基调：“不打则已，打则必杀。”考虑到邢姚镇驻有马成龙团八百兵力，外线强攻难度太大，指挥组决定伺机于集市动手，以混乱掩护撤离。

第一次尝试在9月6日。刘敏、李培志、刘维寅三人乔装成庄稼汉，混入花市。瞄到目标时，张景月手下四名团长意外赶到，护卫数量瞬间翻倍。为避免提前暴露，行动队被迫撤出。虽然空手而回，却摸清了哨卡位置、卫兵交替时刻、吴吉亭常走的三条路径。

14天后，第二次机会来了。秋收已过，原本可供隐蔽的高粱地被割得干干净净。渤海军区特意增派一个排在镇外接应，还借来两支“马牌”与“枪牌”手枪。出发前，刘敏把攒了多年的几块现大洋交给韩洁石，“人若不回，就当党费。”一句话，让屋里沉了半秒，随后所有人默默点了头。

上午九点五十分左右，吴吉亭照旧叼着卷烟，带四名卫兵从西门进镇。他像往常那样走走停停，眼睛却扫得很勤。见糕点铺里新出炉的江米条，他伸手刚要咬一口。刘敏站在摊前，右手搭在褡裢边，左手把一只莲蓬翻来覆去。就在对方回头看价钱时，耳朵微微扯动，这是行动信号。

“啪！啪！啪！”三声急促的左轮响，吴吉亭胸口连中两枪，脚跟一软，倒在门槛。水汽还未散尽的糕点滚得满地都是。李成义冲上去，举枪抵住叛徒额头，“这是第一个账！”连扣扳机五次，血迹沿着石板缝迅速渗开。从第一枪到补射结束，不到七秒。

两名卫兵下意识反击，刘维寅与张建廷提前卡位，一人一枪各放倒一个。另外两人慌不择路，钻进集市人流。刘敏抢在日伪封锁前举枪朝天连放三发：“快跑——”商贩与买主惊叫四散，街口顿时乱作一团。行动组贴着墙根折入巷子，随后和镇外接应排会合，趁夜色穿过潍北盐碱滩，于次日拂晓抵达根据地。

寿光城内传来消息：叛徒暴尸闹市，百姓拍掌。随后几周，张景月虽命部队“清剿”，却无一人再敢单兵潜入根据地。被破坏的交通线很快修复，清河区与渤海区的干部往来再无大的阻滞。

吴吉亭身后事处理得并不复杂。公安局在通报中写道：“该案历时四十五天，动员干警十四人，协同地方群众多名，未发生附带伤亡。涉案枪支两支，子弹十七发。”看上去轻描淡写，可要知道，叛徒熟悉所有根据地暗哨的口令、通行证格式、区乡干部的家庭住址。若行动再拖延，损失只会更大。

战后，除叛小组成员各归建制。刘敏被提拔为行署公安局警卫科长，李成义一年后转战胶东，在海阳县伏击战中牺牲；那支“马牌”手枪继续留在公安局军械柜中，枪膛内的五个弹壳至今存档，上面还留着淡淡的硝痕。当地老人谈到那天，只摆摆手说一句：“就五枪，可省了几百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