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雏形到成熟：俞大猷九边种树，左宗棠西北建民生体系

目前正是种树的好时节，这个月“植树节”是现代的，4月4日“清明节”又是古代植树节，春天就是希望的日子，就是成长的时期。虽然目前我们有许多人仍然在“自我隔离”中，但眼看着“胜利曙光”“春天的来临”我们有理由确信：未来我们将有大的发展。

谈起植树、种树，国家层面有意识地去种树、大规模的种树，是从明代开始的，更具体地说是从明朝弘治年间开始。我们已经通过两篇文章的介绍，讲了明朝“九边种树御敌”战略形成的原因。

第一篇从弘治到嘉靖种树几百万，我更多的是谈了“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

第二篇以树为柴、以树为兵，我更多的是谈了“具体的种树情况”。但不管怎么种，作为一种都是一种“军事防御思想”。长城都挡不住，大树的延迟作用也就很难形成了。内容详见文后链接。

九边种树的倡导者丘浚

虽然“九边种树”不能御敌，因为长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大树更不可能。但是，这并不代表“九边种树”思路就没有好处，例如当时的武将们对这一战略也有看法。例如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将军。

戚继光就认为：今必欲一面筑台，一面种田，一面种木，一面教战，四事并举，须得如此三四项人，始可办之，恐揭国之力，亦有所不能也。

也即戚继光认为：种树难以成功。

俞大猷具备了“生态思维雏形”：经济树种在九边发展

俞大猷则比戚继光的看法更深、更远。俞大猷将军乃是军户出身，世袭百户。嘉靖十四年（1535年）考中武举人，被任命为千户，守卫金门，自此进入军界。但因为喜好给上级写军事战略、战术问题，被按察使给罢了官。

1542年，蒙古南下山西，嘉靖号召天下选能，俞大猷被兵部尚书毛伯温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之后，跟随各个军事将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

他虽然成功、成名于剿灭倭寇，但对于“九边问题”并不陌生。面对当时的这一思想，他和戚继光都有自己的想法儿。例如

俞大猷认为：不能仅仅是军队种树，老百姓更应该鼓励种树。例如他认为“将民间园地，周围各五里之远，暂免租税，责令各管园地之家，种植榛、栗、枣、梨、桃、柿等果，纵横一丈，植果一树，九九斜连，如阵如队”，与此同时，将种树作为地方官考核的项目之一。

可以说，俞大猷开始将种树扩展到民间领域，当然，俞大猷在九边地区的战斗生涯时间比较短而且零散，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构思。但很显然，俞大猷已经具备了“生态发展思维”的雏形。

事物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三百年后的“左宗棠种树”思维则具有了完整的“生态发展思维”。种树不仅仅是军事行为，更是一种民生建设。

左宗棠进入陕甘之时，就在下一盘战略大棋

从1867年到1880年，在长达14年的总督陕甘（当时包括今天的宁夏、青海西宁以北）时期，左宗棠在每个收复地区都先后进行民生建设。

解决陕甘问题后，左宗棠并没有着急进兵西北、收复伊犁。而是继续在陕甘地区种树、兴修水利、创办洋务企业、进行教育改革、整顿吏治、教百姓种桑养蚕。作为“洋务运动”的三大（或四大）领袖之一，左宗棠从最基础的民生，到比较高级的洋务改革都在进行着。

这也是左宗棠在下一盘真正的大棋：要想长治久安就要搞好民生，之后进行各种改革，没有基础的改革是不行的；要想收复伊犁，甚至与沙俄作战，一方面要防止因为民生而造成叛乱再起，一方面也要让陕甘成为解决新疆、伊犁问题的支援大后方！

从陕甘交界的长武到甘肃会宁东门的六百多里，就种活26万株。其他如会宁、董志、大通、平番、河西走廊、新疆种树难以统计，大约一二百万株。甘肃的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千里，绿如帷幄。官道两旁种植一、两行甚至五行树木。

西北种树与民生的一体化建设

西北地区种树，不仅仅是为了军粮供给，更是为了民生、建立企业，发展当地的经济。因此，经济树种也是左宗棠特别重视的问题。仅新疆境内就种桑树86万株。

众所周知，西北地区因为三百多年的砍伐，特别是1850年代的民乱问题，战争、杀戮非常严重，加上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植被比较稀少。特别是在沙漠戈壁进攻下，农田、道路受到风沙侵蚀和破坏。

所以左宗棠要求种树，更重要的是保护农田免受风沙侵袭。

在其督管西北地区时，从潼关开始，东西横贯陕甘、新疆哈密和乌鲁木齐，其道路长达三四千里官路。在官路上，在军队种植的同时，他还要求陕甘地区的官民也要广泛种植。

除了种树以外，在西北地区左宗棠又兴修水利、沟洫、开渠坎井等。又对良田种植进行区种法推广；改良盐碱地；禁止种植罂粟改种桑树养蚕、棉花等。当这些有了一定效果之后，又开办兰州机器局、兰州织呢局，使兰州成为西北地区“洋务企业”的核心城市。

再辅以各种教育改革、施行农牧并举等方式，使得西北地区赢得了较为和平的发展环境，获得了较好的民生发展。

1880年年底，左宗棠离开西北回京被“明升暗降”进入军机处任职。尽管如此，西北地区（陕甘宁清新）仍然按照左宗棠的治理政策延续了二十年。特别是新疆地区，如果没有左宗棠、刘锦棠等湘楚军半个世纪的“再建设”，问题到后来会非常麻烦。

从俞大猷的“生态发展雏形”，到左宗棠的“生态发展思想成熟”，无一不在体现着中国军人的“大局意识”。这些思想比“单纯的军事防御”思想更可贵、更长久，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来学习。

从清明“插柳”“戴柳”到左宗棠种柳，从习俗到脊梁精神

从弘治到嘉靖种树几百万，以树抵御蒙古骑兵真是奇葩

以树为柴、以树为兵，大明九边御敌之策背后的军民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