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朱高炽建都思维本身就错误，朱熹早说过燕京最适合

通过五篇文章（详见文末相关文章）我们谈了明朝建立都城的问题。此文作为这个小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首先进行总结评述，其次谈谈南京在宣宗之后的基本态势。

明朝建都的历程从朱元璋最青睐的凤阳，到不得已的南京，直到朱棣迁都北平。朱高炽曾经想迁都回南京，终因做皇帝时间太短而未成。自宣宗后，北京作为明朝的都城已经确立下来。

从1368年到1426年的58年里，建立都城问题一直在争论。建都涉及国运不能不重视，那么，都城设置要考虑什么问题呢？

朱元璋和朱高炽建都思维本身就是错误的

都城的设置从表面上主要考虑的是皇帝的意志，但皇帝意志在官员的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在神秘的“中都镇物案”中，朱元璋的心愿只好被放弃。一怒之下，几千条性命被洪武皇帝杀掉。其后对官员文武的屠戮是否与此有关（失去对官员的信任，神秘的投掷镇物人如果没有官员指使是不可能的事情），很难知晓。

都城的设置也不能仅考虑皇帝和官员们的生活舒适度、自身的便利性。明仁宗要把都城迁回到南京就是基于这一考虑。他们的考虑都是错误的，不能以自己的爱好设置都城。应该根据政权的安全性、经济平衡两点作为都城设置的首要考虑点。

爱好这种东西，对于封建社会统治者来说最应该极力避免。即使后世对官员爱好也要控制，否则祸害无穷。

当时北平经济发展落后、人口凋零，实际就是一个“军事大兵营”，作为都城关于的便利性和爱好开展都方便，在北平建都反而使得“明朝的北宋化程度”没有过高，因为受商品化影响不那么大。

明宣宗朱高炽是一个很会玩儿的皇帝，《明宣宗行乐图》（作者宣宗时期锦衣卫指挥商喜）就显示得很明显。世人都知道宣宗爱斗蟋蟀，但实际上他的爱好何止这一个。

在“蟋蟀天子明宣宗真能与文景相比？皇帝的爱好禁止公开”一文中，我们对明宣宗的爱好问题进行了批评，但也说宣宗是一位明君，因为他的爱好并没有耽误工作，特别是没有让国家治理走偏。在考虑都城选址问题上，因为“父子问题”宣宗并不好最终表态，但其行动已经充分说明他的选择。其子明英宗最终定调也就水到渠成了。

都城如果仅考虑自己的喜好和生活舒适度，那么，在南京建都肯定合适。但为什么在南京建立都城的政权都是偏安政权而不是朝代？其问题就在于：国家治理你想着爱好、生活舒适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人性本恶”“趋利避害”等早就告诉我们：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特别是统治阶层，生活越好、越容易堕落。

我在前面五篇文章也介绍，建都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安全，其次才是经济发展问题。当然这里面没有什么绝对性，比如国家安全并不等于不要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第一与发展经济并不冲突，其建都本身就能促动经济发展、弥补南北经济平衡

迁都北平对于提高整个北方的经济水平、弥补南北经济差距的作用非常巨大。建立都城就要把都城经济搞上去，就要从全国各地迁移富裕居民。人口特别是经济人口、军事人口大量进入，必然引发“商业流动人口”进入，所以，京师辐射周边，周边区域会逐渐扩大并对全国经济都有好处。

当然你会说漕粮问题，但问题是京杭大运河为何修建？

开凿京杭大运河本身不是隋炀帝去看琼花，那是小说家之言。其本身就是为了加速南北经济沟通、南方粮食运输、军队调用方便。

漕粮问题其实就是京杭大运河问题，大运河周边城市的崛起已经很明显说明了看问题不能仅仅单一地看。漕粮对江南的沉重挤压主要发生在明末，而非整个明朝。

对于建都北平的经济问题已经说了许多。

朱熹曾说北京最适合建都

对于北平是否适合建都，南宋人朱熹曾有一段评论，就很说明问题他说“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

虽然，我不信风水说。但古人信，元朝建都于此，是第一个统一朝代。然而，自辽国开始幽州已经成为核心城市之一。作为几百年来的北方重要城市，其建都已经水到渠成。

既然，说了这么多，北平作为京师完全正确。明亡前以及日后的诸多学者对其批评也仅仅是从对江南一地的赋税问题。但这一问题也是在晚明时期才真正成为大问题，那是在整个明朝赋税都严重情况下发生的。

明亡三大学者都反对白银作为主体货币，他们的反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本质上白银作为晚明的法定货币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促进晚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三大学者所说并非绝对正确。三大学者的话都是如此，其他人说得也自然也有问题。当然，我说的内容也绝对有人坚决反对。

但没问题，历史发展趋势就是如此。北平作为都城是既定事实，那么，南京该怎么办？

这时的南京的地位其实比较尴尬。

南京的地位很尴尬，它有什么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南京、中都“两京一都”形成，但实际上，南京地位已经够尴尬了、中都地位得加个“更”字。南京的地理位置比凤阳要重要得多，经济发展、朝廷建制、明太祖的开国地位等诸多原因，使南京的作用变为：监控南方、褒奖臣下。

赵匡胤创立的“文臣治国”这一影响千年的国策，但因为“澶渊之盟”后因为武将的作用大幅度降低“重文轻武”政策才逐渐出现，最终成为“重文辱武”。直到出现宋徽宗这个历史怪胎，爱好太多导致问题根本无法挽救。北宋的问题不赖赵匡胤、赵光义，主要是宋真宗以后的宋朝皇帝把这一政策玩坏了。

正因为有宋朝教训，明朝宣宗朝的思想大内撤、领土大内撤本身就是北宋化。包括后来“九边种树”就是北宋的“宋辽边境种树”翻版。同样，明朝的“南北两京制度”也是“北宋化”的表现。

北宋的统治就是利用金钱、地位收买文人报效朝廷，明朝的“北宋化”因为有北宋的教训显得更为理智。南京的设置主要是给官员养老、锻炼一些行政能力以备北调外，其留在南京的所谓六部没有多少价值，说南京是官员的“养老地”并不夸张。这在明朝是主要作用。

南京设置的次要作用是将南京作为监控南方的社会、震慑藩王的作用。这在宣宗时期最为明显。例如针对汉王、赵王，郑和作为南京留守率领着两万多精锐部队坐镇也是一种威慑。其后这一作用也是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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