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顾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宋玉的《九辩》和《招魂》，都很重要，前者更是他的代表作。先秦作家不多，作品散佚严重，宋玉堪称这方面的一流人物，而人们对他的认识似乎还很不够。
王逸题下注云：“《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王逸是最早的楚辞专家，但他这里讲的几个要点似乎都可以重新予以研讨。
其一，宋玉是不是楚国的大夫，是不是屈原的弟子，未见确切的记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初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可见宋、唐、景三人皆非平头百姓，但未必就是大夫。他们辞令不错，但没有屈原那种政治家的格局和风骨。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看去，他经常随侍于楚王身边，言论以帮闲为多，很像是一位文学侍从小臣。
其二，《九辩》乃楚地前已有之声诗，宋玉是用这个传统的名目写自己的新作。“九”只是一个数目（可以是具体的数量，也可能表示多数），未必有“道之纲纪”一类重大的意义；这种诗往往比较长，要唱很多段落。
其三，从《九辩》的具体内容看去，未见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的意思，也并没有代述其志，而是他自己在这里抒情。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寒士，此诗大唱寒士的痛苦和哀伤，很得人心，遂成经典。《九辩》的开头情景交融，非常精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秋风萧瑟，草木凋零，孤身在外，很想回故乡去获得依托，但 “将归”而未归，一时还只能继续飘零，衣食有忧，心无归属，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皆有问题——这样的情形乃是古代尚在寻求出路途中之游士的常态，为这一类人立言的作品也就具有相当长远的艺术生命。“悲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母题，百唱不厌，欲罢不能，一直相当繁荣。
从文体写作的角度看，较之屈原的《离骚》等诗篇，《九辩》显得有点散文化，句子长长短短，非常灵活，便于抒情达意。例如其中有云：“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去掉诗里面常用的“兮”字，就像是散文诗了。
文体的杂交可以增强表达力。由《九辩》再进一步散文化，便形成一种新的文体——赋。宋玉乃是承上启下、辞赋兼长的大作家，在文学史上有重大的贡献；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五）中说“窃攀屈宋宜方驾”，以屈原宋玉相提并论，见识很高，我们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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