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深圳,夏天像一口烧开了的锅,把人放在里面煮。
我叫陈峰,十九岁,从湘西的山沟里出来,兜里揣着爹妈凑的二百块钱,还有个发了财就回去盖楼的梦。
梦在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三天就碎了。
钱花光了,工作没找着,最后被一个黑中介骗走了身份证。
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孤魂野鬼,游荡在这座飞速生长的钢铁森林里。
晚上,我就睡在深南大道的天桥底下。
汽车的噪音像永不停歇的潮水,尾气的味道呛得人眼泪直流。蚊子像轰炸机,在我身上开垦它们的殖民地。
我蜷缩在报纸上,看着桥下川流不息的车灯,汇成一条金色的河。
那条河里流淌着财富、欲望和机会。
但没有一滴是属于我的。
我饿得胃里像有只猫在挠,前胸贴后背。
白天去工地上找活,人家看我瘦得像根豆芽菜,手一挥,赶苍蝇似的把我赶走。
“滚滚滚,别在这儿碍事!”
我只能在垃圾桶里,跟野猫野狗抢食。
抢到一块发了馊味的馒头,都像是过年。
那天晚上,我又饿又困,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感觉自己可能就要这么死了。
死在深圳,死在这座别人眼里的天堂。
迷迷糊糊中,一双沾满油污的解放鞋停在我面前。
一股汗味和金属锈味混合的气味钻进我鼻子。
我睁开眼。
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蹲在我面前,借着昏黄的路灯打量我。
他很瘦,背有点驼,脸上刻满了皱纹,像干裂的土地。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拿着个蛇皮袋。
“靓仔,饿啊?”他问,声音沙哑。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他。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是一个还冒着热气的肉包子。
肉香瞬间击溃了我所有的防线。
我咽了口唾沫,唾沫都是苦的。
“吃吧。”他把包子递给我。
我像饿狼一样扑过去,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也顾不上烫。
三两口,一个包子就没了。
我甚至没尝出是什么馅的。
他看着我笑,露出一口黄牙。
“慢点吃,莫噎着。”
他又递过来一瓶水。
我喝了大半瓶,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谢谢……叔。”我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哪里人啊?”
“湖南的。”
“来多久了?”
“一个多星期。”
“找到事做了?”
我摇摇头,觉得脸发烫。
他没再问,只是叹了口气,在我身边坐下,从兜里掏出烟叶,自己卷了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叫德叔。”他说。
“我叫陈峰。”
“没地方去?”
我点头。
“想不想找点事做?”
我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像燃起了一团火。
“想!叔,我什么都能干,不怕吃苦!”
德叔吐了个烟圈,烟圈在闷热的空气里慢慢散开。
他指了指自己脚边那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堆满了纸皮、塑料瓶和生锈的铁块。
“跟我干,收废品。”
我愣住了。
收废品?
捡破烂的?
我从山沟里跑出来,不是为了到这大城市里捡破烂的。
我脑子里闪过村里人羡慕的眼神,闪过我对爹妈的承诺。
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德叔看着我,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
“怎么?瞧不上?”
他的语气很平淡,没有一点嘲讽。
“觉得丢人?”
我没说话,把头埋得更低了。
德叔笑了笑,把烟屁股在地上摁灭。
“丢人?饿死在天桥底下就不丢人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你脚下踩的这座城,每天都在吐东西。有人吐的是钱,有人吐的是垃圾。”
“有本事的人,能把垃圾变成钱。”
他看着我,目光像锥子一样。
“我教你。”
“你干不干?”
夜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
桥下的车河依旧在奔流。
我看着德叔那双满是老茧和黑泥的手,又摸了摸自己空空如也、还在隐隐作痛的胃。
尊严在饥饿面前,一文不值。
“我干!”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德叔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明天早上五点,在这里等我。”
说完,他蹬上他的破三轮,吱吱呀呀地消失在夜色里。
我攥着手里那瓶没喝完的水,像是攥着我的全部未来。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沉。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我把身上那件唯一的衬衫扯了又扯,试图让它看起来平整一点。
五点整,德叔的三轮车准时出现在桥头,像一个沉默的约定。
“上车。”
我跳上车斗,在那些废品堆里找了个位置坐下。
三轮车吱吱呀呀地往前走,深圳的黎明,就在这颠簸中,一点点亮了起来。
德叔的“家”,在市郊的一片棚户区。
用石棉瓦和废木板搭起来的窝棚,密密麻麻,像蚂蚁的巢穴。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腐烂和廉价饭菜混合的味道。
他的窝棚算是这片区域里比较大的,外面用帆布围起一个院子,院子里堆满了山一样的废品。
“这就是我们的地盘。”德叔说。
他递给我一副手套,一双胶鞋。
“穿上。”
然后,他指着那堆废品山。
“今天,你的活,就是把这些东西分开。”
“纸皮归纸皮,塑料归塑料,铁归铁,铜归铜。”
我看着那座散发着怪味的小山,有点懵。
德叔像是我的师父,开始给我上第一堂课。
“这行里,有句话,叫‘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他拿起一个易拉罐。
“这个,是铝。按斤卖,价钱还行。”
他又捡起一根电线。
“把外面的皮剥了,里面是铜。咱们叫它‘红金’,最值钱的就是它。”
他拿起一个矿泉水瓶。
“这个,PET塑料,也能卖钱。”
他一样一样地教我辨认,告诉我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市场价大概是多少。
他的话不多,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我脑子里。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被人随手扔掉的垃圾,里面竟然有这么多门道。
“记住,咱们赚的是辛苦钱,也是眼力钱。”
“眼睛要尖,手脚要快,脑子要活。”
那天,我就在那个院子里,埋头分拣。
太阳把地面烤得滚烫,汗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废品上的灰尘和怪味,把我整个人都包裹住了。
中午,德叔递给我两个馒头,一瓶盐汽水。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继续干。
到了晚上,我终于把那座小山给分拣完了。
我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
德叔检查了一下我的成果,点点头。
“还行,没偷懒。”
他从一个铁盒子里,数出五块钱,递给我。
“你今天的工钱。”
我捏着那五块钱,钱上面还带着德叔的体温。
这是我在深圳,凭自己力气赚的第一笔钱。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今晚就睡这儿吧。”德叔指了指窝棚里用木板搭的一个小铺。
铺上有一床发黑的被子。
“谢谢德叔。”
德叔摆摆手,自己端着个搪瓷碗,蹲在门口稀里哗啦地吃饭。
我躺在木板床上,闻着被子上那股熟悉的汗味和霉味,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终于,不用再睡天桥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跟着德叔,正式入行了。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蹬着三轮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
我们的战场,是后街的垃圾桶,是建筑工地的废料堆,是工厂的后门。
德叔教我,收废品,不能光靠蛮力。
“要看地方。高档小区的垃圾桶,能翻出好东西。什么旧电器,旧家具,都是钱。”
“要看人。有些工厂的采购,你跟他搞好关系,他把厂里淘汰的边角料卖给你,比你跑十条街都强。”
“要看时机。台风天过后,吹倒的广告牌,那都是上好的铁皮。”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些来自民间的生存智慧。
我学会了用一块小磁铁,迅速分辨出铁和不锈钢。
我学会了掂一掂分量,就能估算出这堆纸皮大概有多少斤。
我学会了跟人讨价还E,为了五分钱的差价,能磨上半个小时。
我的脸皮,在一次次的讨价还价和白眼中,变得越来越厚。
我的双手,也变得和德叔一样,布满了老茧和伤口。
有一次,我在一堆建筑垃圾里刨东西,一根带着钉子的木条倒下来,钉子直接扎进了我的小腿。
血当时就涌了出来。
我疼得龇牙咧嘴,自己把钉子拔出来,用一块破布随便包了包,继续干活。
德叔看到了,什么也没说。
晚上回去,他扔给我一瓶红药水,一卷纱布。
“自己处理下。”
他背对着我,蹲在灯下,修理着他那台宝贝得不行的旧收音机。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
我们这行,也有自己的江湖。
每条街,每个小区,都有人盘踞。
我们就像城市里的鬣狗,划分着各自的领地。
贸然闯入别人的地盘,轻则被骂,重则挨打。
德叔在这片混了很久,有点名气,一般人会给他几分薄面。
但总有不长眼的。
那天,我们在一个城中村收东西,一个叫阿光的年轻人,带着两个人把我们围住了。
阿光是这片新冒出来的刺头,下手黑,不讲规矩。
“老东西,这里现在是我的地盘,识相的赶紧滚。”阿光歪着嘴,一脸的蛮横。
我当时年轻气盛,抓起一根铁棍就要上去跟他拼命。
德D叔一把拉住了我。
他看着阿光,脸上没什么表情。
“阿光,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见你妈个头!”阿光一口浓痰吐在德叔脚边,“今天你要是能从这儿带走一根毛,我跟你姓!”
我气得浑身发抖。
德叔却很平静。
他从三轮车上,拿起一个我们刚收来的旧风扇。
“阿光,你看看这个。”
阿光不屑地瞥了一眼。
德叔把风扇的外壳拆开,露出里面的电机。
他指着电机里缠绕的铜线。
“这种老式风扇,电机是紫铜的,一斤能比黄铜多卖好几块钱。”
然后,他又拿起一个我们刚收的旧水龙头。
“这个,看着像铜的,其实是锌合金镀铜。不值钱。”
阿光愣住了。
德叔看着他,慢慢地说:“这行,不是靠谁的拳头硬,是靠谁的眼睛尖。”
“你今天把我赶走了,明天,你收一车镀铜的回去,亏死你。”
阿光和他身后的人面面相觑。
德叔把那个旧风扇扔回车上。
“车上的东西,我带走。这个村子,以后我不来了。”
“咱们两清。”
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上车。
我们就这么走了。
路上,我忍不住问:“德叔,就这么算了?太便宜他们了!”
德叔一边蹬着车,一边说:“跟疯狗咬架,你赢了,身上也得掉块肉。不划算。”
“咱们是来求财的,不是来求气的。”
“深圳这么大,饿不死人。换个地方就是了。”
我看着德T叔的驼背,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
我突然明白,他教我的,不仅仅是如何收废品。
更是如何在这座冷漠的城市里,生存下去。
我们换了地盘,生意反而更好了。
德叔带着我,专门去跑那些新开发的工业区。
那里的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业废料。
我们常常能收到成吨的碎铁皮、废电缆。
虽然累,但赚得也多。
我的口袋,渐渐鼓了起来。
我不再是那个睡天桥的穷光蛋了。
我给自己买了新衣服,新鞋子。
每个月,我都会去邮局,给家里寄钱。
第一次寄钱回家的时候,我捏着那一百块钱,手都在抖。
我趴在邮局的桌子上,给我爹妈写信。
我说我在深圳进了一家大“公司”,老板对我很好,我现在是“业务员”,每个月都能拿工资。
我不敢说我在收废品。
我怕他们担心,也怕他们觉得我没出息。
写着写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把信纸都打湿了。
在棚户区,我还认识了一个叫小琴的姑娘。
她在我们住处不远的一个大排档里当服务员。
人长得干干净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每次干完活,都会绕到她那里,要一碗最便宜的汤粉。
然后就坐在那,看她忙来忙去。
她会趁老板不注意,偷偷给我碗里多加几块肉。
我看着她,心里就觉得暖洋洋的。
我觉得,生活好像开始对我好了。
我和德叔的关系,也越来越像父子。
他话还是那么少,但会默默地把窝棚里那唯一的一块肉夹到我碗里。
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熬一碗不知道放了什么草药的、苦得要命的汤给我喝。
我问过他家里的事。
他只是摇摇头,说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很多年没回去了。
他说,男人在外面混,混不出个名堂,没脸回去。
我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心里一阵发酸。
我发誓,我一定要混出个样来。
为了我爹妈,为了小琴,也为了德叔。
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天。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们没法出工,就待在窝棚里整理旧货。
我整理到一批从电子厂收来的废旧电路板。
德叔教过我,这种电路板上,有一些元器件的针脚是镀金的,可以提炼出黄金。
但过程很麻烦,需要用化学药剂,而且量很少,我们一般都当普通电子垃圾卖掉。
那天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拿着一块电路板,用钳子在那儿瞎鼓捣。
突然,我发现其中一块比较大的芯片下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把芯片撬开。
里面,竟然是一叠用塑料纸包着的小卡片。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那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卡片,上面印着复杂的电路图案,还有一个小小的金属触点。
“德叔,你来看这是什么?”我喊道。
德叔走过来,拿起一张卡片,对着光看了半天。
“这……好像是……存储卡?”他也不确定。
“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可能是用在什么高级机器上的吧。”
我们俩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
德叔说:“管他呢,估计也不值钱,回头跟那堆破烂一起卖了。”
我却鬼使神差地,把那叠卡片偷偷藏了起来。
我总觉得,这东西不一般。
过了几天,我去一个老乡开的二手电器店里淘零件。
我跟他聊起了这个奇怪的卡片。
老乡听完我的描述,眼睛一亮。
“你把东西带来我看看!”
第二天,我揣着一张卡片去找他。
他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又插到一台我没见过的机器上。
屏幕上显示出一串串数据。
老乡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压低声音说:“兄弟,你发财了!”
“这是什么?”我急切地问。
“这是从日本进口的工业设备上拆下来的内存条!全新的!而且是高容量的!”
“值钱吗?”
“何止是值钱!”老乡一拍大腿,“现在深圳这边搞电子加工的,到处都在找这玩意儿!黑市上一条能卖到这个数!”
他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我试探着问。
老乡摇摇头,神秘地笑了。
“五千!”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炸开了一样。
五千!一条!
我藏起来的,有整整二十条!
那就是……十万!
十万块钱!
在1991年,那是一笔我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我走出电器店的时候,感觉自己像在云上飘。
我攥着那张卡片,手心全是汗。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十万块……我可以在老家盖一栋最好的楼房。
我可以把爹妈接到城里来享福。
我甚至可以……把小琴娶回家。
一个声音在我心里疯狂地叫嚣:这是你的!是你发现的!
另一个声音却在提醒我:这东西是和德叔一起收回来的,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那一天,我魂不守舍。
晚上回到窝棚,德叔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阿峰,怎么了?丢魂了?”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跟他说?
告诉他我们发财了?
然后呢?怎么分?
一人一半?
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肮脏的念头。
德叔并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
如果我不说,这笔钱,就是我一个人的。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疯狂地生长。
我甚至不敢看德叔的眼睛。
“没……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那一晚,我失眠了。
我把那二十条内存条紧紧地抱在怀里,翻来覆去。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巨款,和它能带来的美好未来。
一边是德叔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他递给我的那个热包子。
我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
第二天,我跟德叔说我有点不舒服,想休息一天。
德叔没多问,自己一个人出车了。
我揣着一条内存条,去了华强北。
那时候的华强北,已经初具规模,到处都是卖电子元器件的柜台。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里面乱转。
最后,我走进了一家看起来最大的店铺。
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板接待了我。
我小心翼翼地拿出内存条。
老板接过去,只看了一眼,眼睛就亮了。
“兄弟,这东西哪儿来的?”
“你别管哪儿来的,你就说值多少钱吧。”我学着别人的样子,故作镇定。
老板笑了笑,把我请到里间的办公室。
他给我倒了杯茶。
“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样吧,我给你开个价。”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一条。”
我心里一沉。
我那个老乡明明说值五千的。
“太低了。”我摇摇头。
“兄弟,这东西来路不明,我收也是担风险的。”老板慢悠悠地说,“三千五,不能再高了。你有多少,我全要。”
我犹豫了。
我知道他肯定在压价,但我不知道市场行情,怕说多了把他吓跑。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是阿光。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的男人。
那个男人,我认识,是这一带有名的“道上人”,都叫他豹哥。
阿光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丝狞笑。
“哟,这不是捡破烂的阿峰吗?怎么,发财了?也玩起高科技了?”
他看到了我手里的内存条,眼神变了。
豹哥也走了过来,从我手里拿过内存条,看了看,又递给那个眼镜老板。
老板冲他点了点头。
豹哥笑了,拍了拍我的脸。
“小子,运气不错啊。”
他的手很重,拍得我脸生疼。
“东西哪儿来的?”
“我……我捡的。”我心里开始发慌。
“捡的?”豹哥冷笑一声,“全深圳的垃圾桶都是我罩的,我怎么没捡到这么好的东西?”
他身后的两个马仔,一左一右地围了上来。
我感觉自己的腿肚子在打转。
“豹哥,这小子是跟一个叫德叔的老家伙混的。”阿光在一旁煽风点火,“肯定是他们俩在哪偷的!”
豹哥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凶狠起来。
“东西还有多少?”
“没……没了,就这一条。”我死死地咬着牙。
“是吗?”豹哥从后腰摸出一把匕首,在手里抛了抛。
冰冷的刀光,晃得我眼晕。
“我再问你一遍,东西在哪?”
我吓得浑身发抖,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不说,他真的会给我一刀。
“在……在我住的地方。”我几乎是哭着说出来的。
“带我们去。”
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他们押着,回到了棚户区。
窝棚的门开着。
德叔还没回来。
阿光冲进去,像疯狗一样翻箱倒柜。
很快,他从我的铺底下,翻出了那个我藏着的包裹。
他打开包裹,把里面的内存条倒在桌子上。
“豹哥,都在这了!”
豹哥拿起几条,满意地点点头。
他看着我,像看一只可怜的虫子。
“小子,记住,在深圳,不是你捡到的东西,就是你的。”
“得看你,有没有命拿。”
他把所有的内存条都装进一个袋子里。
“阿光,我们走。”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德叔回来了。
他蹬着三轮车,车上是满满一车废品。
看到屋里这阵仗,他愣住了。
当他看到豹哥手里的袋子,和桌上散落的包装纸时,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豹哥,这是什么意思?”德叔的声音很沉。
豹哥看到德叔,笑了。
“哟,老德,你这徒弟可以啊,给你搞了这么一批好货。”
“把东西放下。”德叔说。
“你说什么?”豹哥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老东西,你是不是捡破烂捡糊涂了?”
德叔没理他,而是看着我。
他的眼神里,有失望,有愤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是我,把灾难引到了家里。
“豹哥,给个面子。”德叔缓缓地说,“东西是我们收回来的,见者有份。你开个价,我卖给你。”
“卖给我?”豹哥哈哈大笑,“老德,你搞错了吧?现在是老子白拿!你能怎么样?”
德叔沉默了。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慢慢地走到院子角落里。
那里,立着一把他平时用来砍大块废铁的斧头。
他抄起了那把斧子。
斧刃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
“我再说一遍,把东西放下。”
德叔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他那佝偻的背,在那一刻,挺得笔直。
豹哥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他身后的马仔也紧张了起来,纷纷亮出了家伙。
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从来没见过德叔这个样子。
他平时,就是个沉默寡言、甚至有点懦弱的老头。
但现在,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豹哥死死地盯着德叔。
他知道德叔是个老江湖,真拼起命来,谁也讨不了好。
僵持了大概半分钟。
豹哥突然笑了。
“行,老德,我给你这个面子。”
他从袋子里,拿出两条内存条,扔在桌子上。
“这个,算我买的。”
他又从兜里掏出一沓钱,甩在桌子上,大概有几千块。
“剩下的,我拿走。就当是,这个小子,孝敬我的。”
他指了指我。
“我们走。”
豹哥带着人,扬长而去。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德叔,还有桌上那两条内存条和一沓钱。
德叔手里的斧头,“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他整个人,像是瞬间被抽干了力气,又变回了那个驼背的老头。
他走到桌边,看都没看那些钱和货。
他只是看着我。
“阿峰。”
“你……太让我失望了。”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里屋,关上了门。
我一个人站在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像是被刀割一样。
我知道,我失去的,远比那十八条内存条要珍贵得多。
那天晚上,德叔没有出来吃饭。
我把饭菜热了又热,端到他门口,他也不开门。
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坐了一整夜。
雨停了,月亮出来了。
棚户区的夜晚,很安静,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狗叫和夫妻吵架的声音。
我回想着和德叔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他给我的那个肉包子。
他教我认识“红金”。
他为我挡在阿光面前。
他扔给我那瓶红药水。
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
我就是个混蛋。
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走进屋子,把桌上那两条内存条和那沓钱,用纸包好。
然后,我跪在了德叔的门前。
“德叔,我对不起你。”
“这些东西,我不要了。”
“我今天就走,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额头撞在水泥地上,生疼。
然后,我站起身,准备离开这个我待了快一年的地方。
就在我走到院门口的时候,里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德叔走了出来。
他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十岁。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他看着我。
“你要去哪?”
“不知道。”我说,“回天桥底下吧,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德叔沉默了很久。
“把东西拿上。”他指了指桌上的包裹。
“德叔,我不能要……”
“我叫你拿上!”他吼了一声。
我只好走回去,拿起那个包裹。
“跟我走。”
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只能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他带着我,走出了棚户区,坐上了一辆去市区的公交车。
最后,我们在华强北下了车。
他带着我,轻车熟路地走进了一个电子市场。
他领着我,来到一个柜台前。
柜台老板是个胖子,看到德叔,很热情地打招呼。
“哟,老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阿强,帮我看看这个东西。”
德叔把那两条内存条递了过去。
那个叫阿强的胖子接过去,仔细看了看。
“好东西啊!德叔,你从哪搞来的?”
“你别管了,给个实价。”
阿强拨了拨算盘。
“一条,六千。”
我心里一惊。
这个价格,比豹哥那个眼镜老板给的高了一倍。
“行。”德叔点点头。
“德叔,你还有吗?有多少我要多少!”阿强很兴奋。
德叔摇摇头。
“就这两条。”
交易很快完成了。
阿强数了一万二千块钱现金,递给德叔。
德叔把钱装进一个布袋里。
走出电子市场,他把那个布袋,塞到了我手里。
“拿着。”
“德叔,这……这我不能要!”我急忙推辞。
“这不是给你的。”德叔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这是借给你的。”
“用这些钱,去做点正经生意。别再干我们这行了,没出息。”
我愣住了。
“我……我能做什么?”
“你脑子活,比我强。”德叔说,“去华强北租个柜台,就卖这些电子玩意儿。你那个老乡不是懂吗?跟他合伙干。”
我看着手里的钱,沉甸甸的,烫手。
“德叔,你呢?”
“我?”德叔笑了笑,露出那口黄牙,“我天生就是捡破烂的命。”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阿峰,记住,钱是王八蛋,没了可以再赚。”
“但人心要是脏了,就再也洗不干净了。”
“做生意,跟做人一样,要讲良心,讲信誉。”
那天,在华强北嘈杂的街头,德叔给我上了最后一课。
我拿着那笔钱,真的和那个老乡合伙,在华强北租下了一个小柜台。
我们开始倒卖各种电子元器件。
我把德叔教我的那些东西,都用上了。
眼力要尖,脑子要活。
我每天泡在市场里,跟各路人马打交道,学习各种专业知识。
一开始很难,被人骗过,也亏过钱。
但我想起德叔的话,咬着牙,挺了过来。
生意,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我从一个柜台,做到了两个柜台,然后开了一家小公司。
我搬出了棚户区,在市区租了房子。
我把小琴从大排档里接了出来,让她在我的公司里管账。
我们在一起了。
我时常会回棚户区去看德叔。
给他买好烟好酒,给他塞钱。
他每次都骂我,说我浪费钱。
但转身,又会把那些烟酒,拿出去跟老伙计们炫耀。
“看见没?我徒弟买的!”
我知道,他心里是高兴的。
1995年,我用赚到的第一桶金,在深圳买了房。
我把钥匙交到小琴手上的时候,她哭了。
我也想哭。
从天桥底下,到这里,我走了整整四年。
我开车去接德叔,想让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他的那个窝棚,已经被推平了。
整个棚户区,都在拆迁,要盖新的商品房。
我找了很久,才在一个临时的安置点里,找到了他。
他更老了,背也更驼了。
但他还在收废品。
只是三轮车,换成了一辆电动的。
我把我的来意跟他说了。
他摇了摇头。
“我不去。”
“为什么?德叔,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我住不惯你们那高楼大厦。”他蹲在地上,抽着烟,“我这辈子,就跟这些破烂打交道,自在。”
我劝了很久,他就是不肯。
临走的时候,他叫住我。
他从一个破箱子里,翻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这个,给你。结婚的时候用。”
我打开一看,是一对金戒指。
款式很老旧,但金灿灿的,分量很足。
“德叔,这太贵重了!”
“拿着!”他瞪了我一眼,“就当……就当是你当初那十八条内存条的分红。”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跪下来,给他磕了个头。
“德叔,你就是我亲爹。”
后来,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开了工厂,有了自己的品牌。
我把爹妈从老家接到了深圳。
我跟小琴结了婚,有了孩子。
我成了别人眼里的“陈总”。
但我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德叔,我可能早就饿死在了那个天桥底下。
或者,成了另一个豹哥,另一个阿光。
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包子,给了我一个安身之处。
是他,教会了我生存的本事。
更是他,在我迷失的时候,用一把斧头,和一颗宽容的心,把我拉了回来。
他教我认识废品里的“红金”。
也教我分辨人心里的善恶。
几年前,我听说德叔走了。
走得很安详。
他没有把地址告诉我,是棚户区的一个老街坊通知我的。
我没能去见他最后一面。
我把他安葬在了深圳最好的墓园里。
墓碑上,我只刻了几个字:
恩师,德叔。
我时常会开车,经过深南大道那座天桥。
天桥还在,只是翻新了,变得更漂亮了。
桥下的车流,比当年更湍急了。
偶尔,我会在桥底下,看到一些和我当年一样,迷茫又无助的年轻面孔。
我会让司机停下车。
然后,我会走过去,递给他们一些钱,一个热乎乎的盒饭。
我会告诉他们,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我知道,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一点点的温暖,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就像当年,那个收废品的大叔,对我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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