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王建安回红安老家，离别时眼角噙着泪花：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1969年8月的一天清晨，福州军区的码头上汽笛骤响。王建安站在甲板边，手里攥着当天的作训计划表，目光却越过闽江对岸，仿佛穿过千山万水落在了湖北大别山。就在头天夜里，家书悄悄送到值班室——二姐病危。可是部队年度大练兵已排好日程，作为副司令员，他只能把信纸轻轻折起，塞进上衣口袋。随同人员回忆，老将军那天从晨会开始少言寡语，等到返程的吉普车熄火，他才叹了口气：“训练不能耽误。”一句话，把思乡生生咽下。

这并非第一次错过。早在1961年，济南军区刚拉开大比武序幕，他同样因工作缺席大姐的后事。两个至亲先后离世，给王建安的内心打下难以弥合的裂缝。可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习惯把情绪锁在胸口，继续在沙场上调兵遣将。熟悉他的人清楚，越是沉默，思乡之情越浓。

时间拨回到1908年10月12日。那一天，黄安桃花沙河村的破旧土屋里，一个瘦小婴儿哇地哭出第一声。贫瘠的土地让这个孩子从乞讨开始认识世道，他曾在私塾窗外趴着背三字经，也曾提着腊肉投奔八极门，学得一身拳脚后怒打豪绅，烧了地主的屋舍。那场火让他成为通缉要犯，被迫离村。1924年，他到武汉参军，又在旧军阀军营里吃尽冷眼；同年返乡时，黄麻地区已是农会与赤卫队风起云涌，他索性扛枪投入赤卫队，很快站上了黄麻起义的城墙。19岁的少年，第一次真正握紧了命运的方向盘。

1927年至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几度生死。抗战爆发后又转入八路军，直到新中国成立，战火才从他的脚下退去。朝鲜战场的夏季攻势让他积劳成疾，这才换来1953年第一次光明正大回乡的机会。那天，他下车后自嘲一句“还是十一号可靠”，意思是两条腿赶路最保险。村路坑洼，叔伯兄弟只好用扁担挑起两个孩子，自己和老伴牛玉清并肩步行。入夜时分，姐姐把草铺在地上替弟弟当床，他摆手拒绝多余褥子：“打了半辈子仗，睡地铺不新鲜。”几十年后的许多老乡仍记得，屋里昏暗煤油灯下，王建安蹲在灶口和老人围着火塘聊天，言语朴素，没有一点将军派头。

进入七十年代，王建安虽身在福州，却始终惦记红安。1973年，乡亲为了两台拖拉机跨省求助，他立即拨给老战友孔庆德的电话，三天内搞定指标，还附带一车皮化肥；隔年又为木材运输亲自跑后勤部批车皮。有人打趣：“老王办起家乡事，比签军令状还快。”他只笑笑：“能让乡亲多收几袋谷子，这笔账值。”

1975年11月9日清晨，武汉薄雾未散，王建安忽然催司机：“走吧，路远。”直属秘书提醒约定上午出发，他挥手拒绝，坚持提前动身。车刚进永佳河地界，他照例下车步行。村民听闻消息，纷纷放下手里饭碗，围拢在狭窄土路旁，有人激动得嗓音嘶哑：“建安回来了！”短短两个多小时，他挨家寒暄，临别把乡镇干部拉到一边交代：“有难处，随时来信。”话音落下，人已上车。车窗外，是一片冬日残荷。

真正让全村震动的，是1979年11月13日的返乡。那天是黄麻起义52周年纪念，王建安以中央军委顾问身份在武汉工作，接到邀请后只说一句“会去”。19日傍晚，他抵达红安县城；21日一早，他拒绝把车开进沙河湾，拄着拐杖走完最后一段路。年逾八旬的大姐邻居早已站在门口，辨不出面前银发老人是谁。王建安弯腰，自报姓名。老人愣了半晌，扑哧笑出声：“当大官也晓得回家？”一句半玩笑，让围观人群笑成一片。那次探访只有半天，可他硬是把老街巷来回走了三遍，碰到贫困户便塞几句鼓励。离开村口时，几位乡亲拉住他的袖子不撒手，王建安眼圈忽然泛红，低声道：“我还会再回来。”说罢，转身上车，泪水顺着皱纹滑下。

然而，归程终究没有兑现。1980年7月中旬，医生告知病情已到晚期。他立即交代后事：“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骨灰撒在老家土地。”25日，王建安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岁。8月20日，亲属遵照遗愿，将骨灰带回红安，洒在桃花沙河村的田埂间。风吹麦浪，灰白骨粉迅速与泥土融为一色，再也分不出边界。

多年之后，村里人谈起王建安，最先想到的不是将军军衔，而是那句掷地有声的承诺——“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他做到了，只是归来方式朴素到极致，恰与他一生的俭朴和赤诚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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