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宋庆龄为汪精卫之妻向主席求情，主席提出条件？知情人：假的

1949年5月28日深夜，上海提篮桥监狱档案室的值班员在灯下登记新到文件，一份关于“对汪伪高层战犯的处置办法”格外醒目。文件旁的批示只有几个字：“严格依法办理”。那时，关于宋庆龄、何香凝要为陈璧君说情的传闻，已在监狱门口的小茶馆里悄悄流传。

往回推四个月，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局向中央发电，建议对国民党战犯与特务实行分类羁押。很快，华东局也提出相似意见，名单里包括陈璧君。她当时仍关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身体状况不佳，高血压、冠心病轮番发作。国民党撤退仓促，无暇顾及，才让她留在原地，等待接收。

3月，人民法院接收案件卷宗，发现缺失不少关键材料：审讯笔录、谈话记录、财产清单都有漏洞。经请示，决定就地复审。复审小组在苏州开了三次会，始终没见陈璧君本人写过一份认罪声明，这与传闻中“拒不认罪”不谋而合，却也印证了材料不全的尴尬。

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筹建司法部，第一件事便是把狮子口监狱的重犯转押上海。5月27日晚八点，押解车停在提篮桥正门，陈璧君被医生搀扶着下车。看守何炳泉后来回忆：“她面色蜡黄，仍坚持挽着皮包，一言不发。”监狱给她安排了通风良好的三层单间，并报卫生部核准长期服药。

短短十天，谣言冒了出来。版本一：宋庆龄、何香凝联名信送达中南海，请求毛泽东网开一面；版本二：毛泽东同意，但开出“必须公开认罪”的条件，陈璧君不肯，于是搁浅。六月初，《万象》等数家小报把这两段话连缀成故事，在摊位上卖到脱销。

故事听上去合情合理，细查却疑点重重。第一，宋庆龄五月底人在上海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日程紧凑；何香凝六月中旬才由香港抵北平，两人不在同一城市，联名信时间、地点难以对得上。第二，中央秘书处六月档案中，只有宋庆龄呈报的《福利事业移交意见书》，并无任何涉及陈璧君的函件。第三，提篮桥狱政科的收发登记本保留至今，1949年6月至9月间未出现“宋”“何”二姓来信记录。

知情人最具说服力。彼时担任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的武中奇1956年口述：“一封也没见过。若真有主席批件，监狱不可能不知道。”他还在笔记里写下一句简短评语：“多半是茶馆里的议论，经人添油加醋。”对外散布的小报记者李某，两年后因盗印军用邮票案获刑八年，他在侦讯中承认“求情”报道系编造噱头，目的只为销量。

为什么谣言能走红？一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曾名噪一时，民间对他们的行止存有复杂情绪；二是宋庆龄身份特殊，被视作“国共之间的润滑剂”，大众愿意相信她会出面。再加上1949年夏天社会氛围仍在巨大变动中，信息不对称催生了想象空间，谣言便借势坐大。

与此同时，陈璧君的真实处境远比传言单调。6月至9月，她先后八次住院，治疗痔瘘、心脏病，平均每次住院十至十二天。护理日志里有一句醒目记录：“嘱其少食油腻。”狱医找她谈话，劝其写份“病中思想小结”，她写了两万多字，却通篇标榜“自幼追随革命”，对“通敌卖国”四字只字不提。看守无奈，反复指出要点，她始终沉默。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司法机关在拟定《战犯管理办法》时提出“区别对待、政策感化、思想改造”的三十二字方针。陈璧君被列入“历史反革命首犯但罪行未致命”的分类，暂不拟交军事法庭，而是继续在提篮桥羁押。宋庆龄彼时已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仍未留下任何与此案相关的签批。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美舰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国内对被俘战犯的处置意见趋于统一：决不轻判，力求改造。针对陈璧君的问题，华东司法部走访医师、看守、同监犯人，收集材料十八卷，结论是“态度顽固，但可改造”。执行方案仍是监禁与思想教育并行。

回到那份夜里登记的文件。它的补充条款明确：凡主犯在押期间患重病，医疗可不设上限，但不得以健康理由提前释放。此规矩后来沿用多年，足可说明最高层并未动过“开后门”的念头。陈璧君1952至1959年八次入院，均按此条执行。

1959年6月17日凌晨4点半，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急救室灯火通明，院长吴瑞向监狱打来电话：“患者心力衰竭，预后不乐观。”当天下午两点二十分，陈璧君病逝，官方讣闻仅三十七字，注明“狱中病故”。同年7月，《人民日报》以百字豆腐块澄清早年谣言：“所谓‘求情事’纯属捏造。”

谣言终归是谣言。将档案、行程、登记、口供一一摆出后，那段看似曲折的传说显得单薄。近现代史研究若离开原始资料，任凭想象驰骋，难免落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