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偃师的土地中,发掘出二里头遗址,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精巧的青铜器以及绿松石龙形器。经测定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这一存在状况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振奋。从时间和空间来看,它处于传说中夏朝的核心区域之内。考古有时如同拼图,找不到与盒子图相匹配的碎片时才会犯难,二里头遗址便有这种既犯难又激动的情形。
翻《史记》这类后世文献来说夏朝的时候,期望能够找到清晰的王朝世系、圣王暴君以及完整的礼乐制度,但是二里头所展现出来的大多是强大且影响广泛的广域王权国家物质形态,是文明演进的辉煌阶段,并非能够直接对号的“家谱”。考古并不发声,只是呈现事实,这事实和文字记载之间有一层需要谨慎解读的迷雾阻隔开来。
来自甲骨文方面有更为有趣的质疑声,有学者大胆猜想:我们所说的“夏”那个朝代,其名字本身会不会是历史的“乌龙”?他们认为商代甲骨文至今未明确找到当朝代或国家名称的“夏”字,而“夏”字古文字最初或许指方位(西方)、特定族群或“大”的意思,会不会是周朝人为证明取代商朝的合法性,构建更早被商取代的王朝谱系,借用或创造“夏”概念,将前代许多传说和部族历史整合写入《尚书》《史记》等。
我认为这种具有颠覆感的猜想,其价值不在于否定夏朝的存在,而在于提醒我们反思“历史”被不同时代如何书写和建构。二里头的考古发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证明在商之前中原大地就孕育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或许不必死抠它是否得称作“夏”,更应该关注它自身是什么——它是中国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古国迈向王朝的关键枢纽。
二里头与文献的“不符”以及名字的争论,使得历史研究变得更为生动且更为深刻,也让我们摒弃简单对应去理解更为复杂、更为真实的文明诞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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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二里头考古与夏文化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编)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古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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