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枪手”替考，追责不止于开除现职｜新京报快评

▲资料图：公务员考试考点，考生有序入场。图/新华社

据人民日报综合报道，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披露，一团伙长期组织“枪手”跨十余省市替考，涉案金额逾千万元，案件经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法院审理后，百余名作弊考生入职后被全部开除，全链条犯罪人员均受到法律严惩。

此案中，除了犯有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等被告人均已领刑之外，网民最关注的，还是那百余名已成功“上岸”的作弊考生。

从法院公布的信息看，虽说并不是所有的作弊考生都构成犯罪，但法院也没有放纵不管——案发后，人民法院通报以作弊手段获取公职的王某等人所在单位，要求严肃处理，相关人员均被开除公职。

倘若法院未作此通报，这百余名通过作弊手段“上岸”的考生，或许仍隐匿于公共部门之中。刑事审判虽以追究刑责为界，但司法机关于裁判之外主动通报的举措，恰恰彰显了司法能动性对公平正义的延伸守护。

只是，这种司法能动又颇值得深思：案件查办链条中的通报责任，本不应停留在审判阶段。

此案中，侦查机关在破获该作弊团伙时，是否及时将线索和立案情况同步至用人单位？检察机关在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对虽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但存在严重违纪违规的情形，是否依法发出检察建议？

若存在前期通报缺位，则暴露出执法司法环节的协同盲区，让本应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出现断点。

如公众所知，刑事案件从侦查到起诉，再到最终裁判落定，均有法定期限制约，故需耗时较长。若仅依赖审判阶段的通报，意味着作弊者或可在体制内滞留至案件终结，这显然与“零容忍”的惩处原则相悖。

在此期间，作弊者可能已在公职岗位履职数月甚至逾年。这不仅虚耗财政资金，更侵蚀公众信任。

那么，因此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谁来负责？这些人已领取的工资是否可追回？对本该入职的考生造成的侵害，又该如何善后？这些都将成为棘手的难题。

因此，有必要建立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的常态化联动通报机制——侦查机关破获作弊团伙时就应即时预警，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发现违纪线索应同步移送，实现“发现即通报、查实即清退”的闭环管理。当刑事审判的法槌落下，行政问责的序幕也应同步拉开。

对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考等关乎公权力运行质量的选拔环节，亟须构建“作弊行为黑名单”数据库，实现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与司法机关的信息共享。

正如本案中作弊者渗透至公安、基层治理等关键岗位所警示的，公职队伍纯洁性容不得半点儿妥协，应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动态监管，让每一处身份核验环节都成为作弊者难以逾越的关卡。

更深层而言，对考试作弊的追责不应止于开除现职。当舞弊成本仅停留在“得逞则获益，败露则归零”的投机层面，尚难以形成足够震慑。因而，不妨进一步强化终身禁考机制，将作弊记录纳入个人诚信体系。

对于挑战国家考试权威的故意违法行为，理应实行“违法记录报告”的刚性原则。正如公务员法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所强调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公权力机关必须筑起诚信堤坝，让每个试图通过作弊混入队伍者付出代价。

广东高院披露的这宗有组织作弊代考案，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法治建设需从“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溯”的全周期治理转型。

换言之，当法院的通报推动了一纸开除令，我们更应看到机制建设的紧迫性：唯有打通司法与行政的数据壁垒，构建起阳光透明的招考生态，才能让那些企图伪造人生履历的作弊者，失去玷污公职殿堂的机会。

撰稿 / 王仁琳（法律学者）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