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或北上：红山与凌家滩的“互动”新思

长江下游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文化，和燕山南北以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同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重大发现，同在五千多年前发生了一场以玉器大量使用为特点的巨大变革，而直线相距一千多公里的两支史前文化，因为玉器形态上表现出不少的相似性，引发了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热烈讨论。

在2008年之前，多数学者都认为由于红山文化的南下，对凌家滩文化甚至东南地区产生了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并无影响或交流。2007年，凌家滩重要墓葬07M23被发现后，因为在墓主人腰腿部随葬的一组3件简化玉龟和斜口筒形玉器同出，与红山文化的斜口筒形器几乎一样，部分学者敏锐意识到，这个墓葬的年代或可能早于牛河梁遗址的随葬玉器墓，并提出凌家滩文化应该对红山文化也产生了影响。但近期有学者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疑问，两者的关系远比一般想象得复杂。

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比较

之所以迄今并无定论，首要原因是作为比较研究基础的各墓葬详细年代并未解决，基本上仍处在笼统比较阶段。其次是如何有效地辨析特质性文化因素的传播或接受，也是长久困扰学术界的问题。大范围的趋同现象，应与人群间的文化交流有关，但交流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递进式传播，超长距离的直接交流是否存在，还需更多证据——除非有特殊需求。若要细究两者是否有关，如何有关，在年代早晚、相似性是否具有传播或接受的必然性这两个问题上值得进一步深思。

在宏观时空层面上，纵观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各时期史前文化与东南地区的关系，总体上是一个长时段、多层次、多方向的过程，南下影响是主流。特别是在中国玉器的发展史中，因为近年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八九千年前玉玦等玉器的新发现，以及七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玉玦的较多使用，实证了东北地区是中国目前最早使用玉器的区域。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虽然在浙江跨湖桥遗址发现了几件八千年前后的小玉璜，但该区真正较多出现玉器的时间，却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晚期，且种类简单，以玉玦、玉环为主，其制作风格与东北地区相当接近，几乎确证了玉器自北向南影响的宏观历史进程。

但在微观时空层面上，年代问题极为重要。红山文化自早期开始便有少量玉器使用，而一般认为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红山晚期，玉器数量、种类和形态都达到一个新发展阶段，并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了大范围的影响，甚至越过燕山到达西部、南部。如近年宣化郑家沟积石冢的发现，早年阳原姜家梁墓地出土的玉龙也具有明显的红山文化风格，但年代更晚。

凌家滩玉器的出现几乎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同，看似有一定的爆发性，但其制作工艺、技术与形态，比如多件极具特征的竖向穿孔带暗槽耦合式璜、穿隧孔半球形饰品等，都深受宁镇地区早一阶段北阴阳营文化的影响。由于凌家滩随葬玉器的墓葬年代测年数据很少，07M23打破的祭坛测年为距今5400年左右，结合此前可能采自墓地的测年为距今5290年左右，大概率整个墓地年代最晚应不晚于距今5200年。

两地的玉器发展，显然各有深厚的渊源。凌家滩与红山玉器的下葬年代出现了共时性，但凌家滩玉器比红山晚期偏晚的玉器要早，是否存在影响、如何影响，便显得扑朔迷离，出现了认识上的“纠缠”，但也为两者的互动提供了时间基础，也即部分玉器的相似性表明存在影响的可能性。

凌家滩玉鹰 作者/供图

文化互动的复杂景象

交流或互动，本是文化发展的常态，相似性是探讨的重要手段，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如果探讨相似性与交流或互动相关，首先需要明晰一个逻辑问题：物质相似、制度相似、观念相似，三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排他性是核心。物质相似包括仿生器物、特殊器物、符号、技术表征，这四者的内涵呈现为由显性到隐性的特点。仿生器物因为仿制对象的广泛存在，最易被不同群体共同认知并模仿，即使没有任何影响也很容易形成相似。后三者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一个群体的风格，具备浓厚的文化内涵，相对而言更不易被模仿，如果具有相似性，在不同程度上可能表现了影响的存在。制度、观念具有隐性特点，相似性虽然也存在偶然共同性的可能，但更能体现一个群体的风格。

凌家滩与红山玉器的相似性，大多数学者都从玉人、鸟、龟（鳖）、龙等人或动物形器物来探讨。其实模仿人或动物而制作的器物，是各地普遍可以独立出现的现象，如果没有特殊工艺、形态的相似，很难得出谁影响谁的结论，但如果是双方各自特有的器物形态或工艺，在另一方中偶然出现，则表明影响便有很大概率了。

在两者的玉器中，仿生类虽然相似，但除了可直接辨识的鸟体及展翅形态外，其差异性也较为明显，凌家滩的鹰侧首、两翼有复合动物形态，与红山的正面鸟首明显不同。凌家滩的具象玉龟，变异之处较多，写实性略弱；而红山的玉龟具有更强的写实性，甚至背甲的盾片、骨板都很仿真，鳖的四肢也很形象，写实性远高于凌家滩玉龟。凌家滩3件玉人的立姿、曲臂都与红山文化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相似，但前者较扁平，后者呈现圆雕特点。两者的龙形象具有圆形、首尾相合、耳或角上翘的相同特征，但凌家滩的体扁薄，红山的体厚且首尾相连处有缺口。这些都表达出了形相似、神有异的内涵。

不过凌家滩与红山文化仍有较多形态和技术层面的相似性，两者有很大的互动可能性。玉、石圆雕在东北地区有较久远的传统，而凌家滩是以片状玉雕为特点，少有圆雕传统，但红山文化那斯台遗址完整的圆雕跪姿人像，竟在凌家滩也见到了一例残件。在片状器物的外缘加饰齿纹，也较多见于红山文化，如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齿纹蚌器，勾云纹器更是以齿纹为特点。这些器形在凌家滩都有个别发现，凌家滩有较多的齿纹璜是其创新性发明，或是受到影响所致。近方形的圆角玉璧形器，也是红山文化较多，在凌家滩偶见。至于“8”字形的双（多）连环器，不仅多见于红山文化之中，更在东北亚地区有发现，当是东北亚的传统造型风格，此类器物在海岱以及长江下游也偶有所见。因此，圆雕、齿纹、双（多）连环器可以作为东北红山文化南下影响的例证。

两地还有一种较特殊的小器物——亚腰形玉管，其制作迵异于一般玉管的制作，需要将管的中段打磨成内凹，比起直壁的管，不仅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消耗，还有技术上的难度。这种器形在凌家滩少数的墓葬中发现了多件，在红山文化中也偶有所见，如牛河梁N2Z1M21、N3M7中。对穿隧孔的球形或半球形玉珠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哈民等遗址都有少量发现，但这种技术在长江下游更早的马家浜文化晚期、北阴阳营文化时期便已出现，并成为一种具有当地特点的技术，凌家滩延续了这一技术并且发扬光大。亚腰形管、穿隧孔珠的独特工艺和形态，当属长江下游北向影响的例证。

而最能说明北向影响的事例，则是圆角钺、尖顶冠状饰。圆角钺是一种刃与两侧交界处呈圆角的特殊器形，是长江下游的典型器之一，自距今6000年前后便已出现，在北阴阳营文化中已有较多使用，而在凌家滩更是大量发现。在红山文化中，则仅有极少量发现，与本地的其他斧、钺形制完全不同，更找不到演化发展的脉络，可以作为北向影响的重要证据。2024年，在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遗址发现的一件尖顶冠状饰，中间向上尖凸，两侧呈环形内卷，下方有一横向长条，此前从未见于红山文化，其特殊的几何造型与凌家滩所出极为接近，引起考古学者的关注，但元宝山遗址的测年为距今约5100—5000年，肯定晚于凌家滩墓地，因此，这作为凌家滩或者长江下游向北影响的例证当无问题。

上述内容显示，在仿生器物的一般相似性之外，两地还有特殊形态、技术风格上的相似。一般仿生的相似可以是偶然，而深含理念的相似，则更可能是因为有文化交流、互动影响。但特殊造型及技术的相似，则难说是偶然，若涉及特殊的技术层面更难以偶然论之。因此，红山与凌家滩之间甚至是东北地区与东南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应当是客观存在的，称之为“互动”可能更加符合当时的情景，也反映出影响的方向并非单一性，而是在不同时段，有向北或者向南的不同影响，甚至存在多层次、多方向的影响，这样就构成了“互”动。

但总体而言，两大区域是各自发展，并无很密切的互动关系，双方在吸收彼此因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更多地表现为凌家滩和长江下游接纳北方因素相对较多，且融入本文化体系之中，成为自身特征的一部分；而红山文化吸纳凌家滩和长江下游的南方因素较少，有限地吸纳并未融入成为自身文化的重要因素。

南下或北上的影响，都体现了文化互动的复杂景象，也是中国东部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常态，其后的背景或原因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难解之题。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阳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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