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袁克文逝世，送葬队伍多达4000多人，几千妓女自愿参加

1931年4月24日清晨，天津西沽桃花堤雾气未散，一支浩浩荡荡的丧队沿河而行。白绫招展，锣鼓低沉，前排抬棺的帮众步伐齐整，后面是一大片头系白绳的青楼女子。沿路百姓议论声此起彼伏——“袁二公子，还真是风光到了最后”。

人数之多，出乎巡捕房预料。警署原本只批了三十名警员维持秩序，不到半刻钟就被人潮淹没。统计结果：执绋者两百余人，前来送行的徒弟朋友近四千，另外还有上千名自愿赶来的妓女。这种场面，即使在民国名流葬礼中，也算罕见。

追悼礼结束，一位灰衣文士低声提起一个月前的往事：“那晚他还说要多买几块地，谁料说完就走。”旁人叹息。此人正是袁克文晚年常往的老友方地山。3月初，袁克文曾捧着病躯去方宅喝茶，谈到长女家宜的墓地，忽然冒出“多买些地”这句话。方地山当时只觉玩笑，如今想来，像是预感到了什么。

袁克文猝逝的直接原因是猩红热复发。医生嘱咐静养，他却悄悄溜回法租界国民饭店，与相熟的花魁饮酒。夜深风冷，他披着长衫步出包房，连连咳嗽，却仍笑着对侍者说：“药先放着，回头再用。”两天后高烧不退，3月22日晚间，心脏衰竭，不治。

病榻旁，只剩一支笔筒与二十块现大洋。太太刘梅真强忍悲痛翻找遗物，连治丧费都凑不齐。消息传开，他在津门结交的徒弟兄弟主动捐银，帮里执事杨子祥披麻领队，三日之内布置完灵堂。烟花女子也纷纷送来花圈，她们说袁二少“出手阔，待人和，从不失言”，送他最后一程，是情分。

若把时间拨回到1910年前后，袁克文是另一幅模样。彼时他留京随父，京师公卿之子争相结交，他却偏爱混迹勾栏瓦肆。文人酒局、票友雅集，他张口便成曲，挥毫即成联。说书先生形容他“出口成段子”，一点不夸张。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写成《天娇词》《雪浪琴声》等艳情稿，暗地里传抄。

生于1890年，袁克文聪慧自恃。七岁能背《左传》，十岁写骈文，十三岁通音律。家人管不住他的淘气，唯有父亲袁世凯对这个次子另眼相看。慈禧太后寿辰那次，袁世凯带他进宫献寿。老太后瞧见俊朗少年，笑问李莲英：“皇族里有没有合适的闺女？”李总管唯唯诺诺。袁世凯暗自心惊，赶忙谎称孩子已订亲，回津后一口气给儿子办了婚礼，新娘便是出身书香的刘梅真。

婚姻并未束缚袁克文的脚步。他看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火，兴致所至，竟迎娶名妓薛丽清为侧室。薛丽清性子自由，与袁府规矩格格不入，几年后带着儿子悄然离去。那孩子名叫袁家骝，后来成了理论物理学教授，被誉为“中子物理开路人”。坊间提到这段往事，总感慨命运离奇。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家势骤变，袁克文南下上海开设书画局，顺带经营赌桌。时人说“袁二少吃喝嫖赌样样精”，但也承认他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落魄文士求字，他当场挥笔；巡捕房扣了青楼姐妹，他掏钱摆平。正因如此，他在三教九流都有面子。

那几年，他养成吸食鸦片的坏习惯。白天作诗写画，夜里点灯吞云。朋友劝戒，他回答：“身在乱世，不醉不活。”语气轻淡，却透出倦意。鸦片加速了身体的崩溃，不过才四十出头，已是满面病容。

1920年代末，袁克文客居天津，常年包下国民饭店顶楼套间。窗外便是法租界的石板街，酒色声影，一览无余。家里长辈偶尔劝他回府，他只是笑笑：“家门太静，住不惯。”这一笑，隔绝了妻子与子女，也隔绝了规矩与责任。

1929年冬，长女家宜染病，他昼夜守在床前。有人以为他薄情，其实对家宜，他有罕见的柔软。家宜弥留之际，他抱着女儿低声念诗，泪水湿透衣襟。女儿入土后，他无比颓唐，自嘲“纸醉金迷的报应来了”。

两年不到，他自己也倒下。临终时拉着次女家祉的手低语：“你亲娘另有其人。”话音微弱，未及交代姓名便撒手。家祉茫然失措，旁人不敢多问。

袁克文的葬礼之所以排场巨大，不仅因他是袁氏后人，更因为他在青楼、戏园、票房积下的人情。旧日烟花女子自掏腰包买了白布，结成方队为他哭灵。沿街看客惊讶，有人却说：“他生前对她们好过，这叫报恩。”

棺木最终安葬在桃花堤，与先亡的女儿家宜及如夫人眉云合穴。碑文由书法名家邓散木操刀，只写八字：“放浪形骸，才情无双。”简短，却也精准。人物已去，故事散落在京津沪的旧巷，茶余饭后仍有人提起袁二公子的潇洒与荒唐，半叹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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