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县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以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为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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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命名模式是命名时约定俗成的规范之一。基于历史地名的语源考证与空间分析，使用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所得的地名历史和空间资料，甄别出中国南方县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及其影响。（１）民族地名演替模式，决定了南方县域地名的历史层次。大量百越地名主要保留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村落。（２）山水地名组合模式，决定了县域地名的空间结构。基于自然景观命名的村名，因人为扰动少而成为县域地名的“档案馆”。（３）人文要素地名叠加模式，是依据不同时期民众各种文化活动层累而成的命名模式。民众特定阶段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县域内不同类型人文地名的疏密程度。因宗族和宗教信仰发达，福建据此命名的地名遗存数量远比军事、驿传地名要多，这与北方边疆地区正好相反。（４）地名的空间传播模式，即人口迁移导致的地名命名模式的空间传播。短期来看，该模式是县域地名多样化的驱动力；长期来看，则是华夏各民族地名系统从各自孤立发展走向有序统一的驱动力。地名命名模式是区域文化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秩序化的地名与“书同文、车同轨”具有同样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地名；命名模式；历史层次；空间结构；历史地理；浦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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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名命名是国家秩序化管理地方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人们建立“地方感”（feeling of the places）的方法之一。地名命名模式，是命名时约定俗成的规范，是区域文化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地域通常遵循不同的命名模式，如对河流命名，中国南北方分别遵循“江”与“河”两种不同的用字模式；以地貌形态命名地名，黄土丘陵区遵循“沟”“台”“塬”“峁”“梁”等用字模式，而浙闽丘陵则遵循“坑”“洋”“排”“垄”“尖”等用字模式。虽然地名命名模式对区域地名有规范和控制作用，但相关研究进展并不大，究其原因：其一，影响地名命名的因素多种多样，从自然到人文，从国家到个人，无所不包。其二，地名涵盖的空间尺度多元，如政区地名存在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县级政区，以及乡、村等不同尺度的空间范围。其三，地名的历史层次丰富，如浦城县，不仅有汉、孙吴、唐三朝“汉兴”“吴兴”“唐兴”等因朝代更迭而变换的县名，中间还穿插着“南浦”“柘浦”“渔梁”等基于本地景观而命名的别称。

进行命名模式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研究的空间尺度问题。以政区为例，如果选择以省、市为研究区域，其政区地图上大部分显示乡以上地名，内涵丰富的自然村和行政村名，以及众多自然景观的地名，便付之阙如，无法进行空间分析，使得乡村一级地名研究的精度不够；如果选择乡镇为研究区域，因地名数量太少，所蕴含时空信息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又不足；而以县域为研究区域，空间尺度适中，比较理想。其一，县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历代遵奉“县方百里”的原则，故其幅员比较稳定，那么，县辖乡、村的数量及其地名也基本保持稳定。其二，政区是中国人文地理要素区域分异的主导性因素，因此，民族演替、改朝换代、宗族兴衰、宗教传播和人口迁徙等对地名的影响，在一县的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地名中保留最多。其三，大量的自然景观地名集中分布于县域内，便于以小流域为样本，进行空间分析。其四，县域内历史地名有足够的分布密度，能够识别出其源流、层次及影响因素。

有关地名命名，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从影响命名的要素着手，集中讨论地名命名的方法和原则，缺乏空间意识。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研究的不足，尝试从边界层面研究地名管理的优化；也有从单要素着手，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出现。然而，构成中国地名系统的基本单元是“县”，只有将县这一地理综合体内部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研究清楚，方可进一步讨论省市乃至全国的状况。基于此，以县域为范围，从时空两个维度探讨县域内地名命名的基本空间结构和历史演替，进而推导出中国南方县域命名的基本模式及其影响。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辖2个街道，9个镇，8个乡（图1），不仅是研究福建地名变化的“档案馆”，也是研究中国南方县域地名的理想区域。其一，政区地理方面，浦城位于闽、浙、赣的结合部。其二，自然地理方面，浦城介于浙闽丘陵与鄱阳湖平原之间的过渡区域，武夷山脉、仙霞岭为闽江、信江、钱塘江分水岭，南浦溪河谷盆地较为宽阔，兼有中亚热带与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区。其三，文化地理方面，浦城居闽、吴、楚3个文化区之间，又是中国海洋文化区与内陆文化区的过渡区。其四，交通地理方面，浦城“东北通吴越，西南为闽中咽喉之区”，是仙霞古道的交通枢纽，中原进入福建的首县。其五，民族地理方面，百越与华夏之间更替过程显著，且浦城有保存较为完整的闽越地名。

1.2

思路与方法

县域地名研究，就空间而言，向上涉及统县政区，如州、府、地级市等，向下涉及乡、里、都、图、行政村、自然村和其他地物；时间而言，不同地名如同地层中种类不同的生物化石，反映县域发展的历史层累。因此，探寻县域内各级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必须从历史自然地理学、政区地理学、民族地理学、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人口地理学以及考古学等多学科入手，系统考证其历史流变和空间演替过程。本研究首先借助历史学方法，复原民族演替、政区沿革、方言演变、宗教兴衰等历史过程，找出县域地名通用字的历史内涵。其次，通过野外考察和县域、流域空间分析，揭示地名通用字的地理内涵、空间分布和演替的特征。在历史考证和空间分析的基础之上，甄别出县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进而揭示中国南方县域地名命名的基本规律。

2

浦城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

2.1

民族地名演替模式

从长时段来看，区域民族的历史演替是控制县域地名变动的“构造运动”，奠定了县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框架，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县域地名命名的民族演替模式，该模式造就县域地名的历史层次。

在中原移民到来之前，福建原住民是百越。百越分布范围极广，《汉书.地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公元前333年，百越的一支东越国被楚国击败，被迫南迁，于前334年在今福建境内建立闽越国。《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闽越王无诸为君长，以其地置闽中郡。秦末，无诸率闽越士卒与各路诸侯一同灭秦。闽中郡维持了十二三年或十三四年，仅设回浦和冶县二县，对闽越原住民文化影响极为有限，以至于秦是否实际控制闽越之地也存在争议。

楚汉相争，无诸出兵协助汉王刘邦击败项羽。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东冶（今福州）。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击南越，武帝遣将往击闽越，郢出兵距险，王弟余善杀王出降，汉立无诸孙丑为闽越繇王。后余善自称王，汉为免出师之劳，乃立其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征南越时，余善暗通南越；六年汉军压境，遂反。元封元年（前110年），繇王居股等杀余善，降汉，汉封为侯。因其地难治，迁其民于江、淮之间。可见，闽越王象征性臣服西汉约六十七年，实际控制着闽越之地。

浦城虽然有“越王山”“越王台”，但这些地名大多为宋人命名，未必与闽越王有直接关系，大量古越语地名则保留在含发语词的地名和山水地名中。

大量越语发音的地名和人名，以汉语同音字的方式留存。人名保留最多的是百越诸国王的名字，如余善、勾践等。余和勾，属于发语词，无实际意义，此类发语词在地名中也大量存在。浦城县仍在使用的越语发语地名词有“乌”和“余”。“乌”字地名集中分布于自然村，如乌阴背、乌元、乌阴桥、乌岩、乌叠坑。“余”字地名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均有分布，行政村如余塘村、余元村，自然村如余墩、余回、余乐，但主要分布于自然村。“余”字地名主要分布于县城以南，“乌”字地名主要分布于县城以北，当地人多以乌色释之。

其余越语地名与水系有关，如漈、濑、浦、步、埠、潭、溪。

“漈”，越语中指瀑布。嘉靖《建宁府志》载：“龙村溪，溪之源有飞瀑，由石岩下注，长数十丈。漈下有龙井，傍有龙王祠，遇旱以钱触之辄雨。”“漈”字现大多简写为同音字“际”，如清代“漈下岭”“漈原”所在地，位于今“际洋”行政村。瀑布位于河流溯源侵蚀的裂点区，多为山地与河谷盆地之间的断层线。因此，浦城的“际”字地名大多位于河流出山口处。其中含“际”的行政村名有5个，自然村有31个。

“濑”，《汉书.武帝纪》载：“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臣瓒曰：“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碛。伍子胥书有下濑船。”师古曰：“濑音赖。”在浦城亦因溪流“徙突靡常，故称濑”。相较于“漈”，留存的“濑”字地名较少，均简写为“赖”，如富岭镇之“尚赖”、水北街镇之“吾赖”。

“浦、步、埠”。言及浦城的“浦”字来源时，常见的说法有二：其一，“唐天宝元年（742年），因东越王曾筑城临浦，而定名浦城”。其二，“浦城肇建于西汉中期，因东越王余善筑城临浦（濒临水边之意）得名。”均未阐明“浦”字的内涵。据游汝杰、周振鹤先生考证，浦是越语地名，“‘浦、步、埠’是同一个古越语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写法”，其分布见图2。“步”为“水津”，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铁炉步。”任昉《述异记》云：“吴楚间谓浦为步，语之讹耳。”故“浦”与“步”在越语中同义，指港口、码头。如福州市仓山区临江街道北水域，历史上称为“番船浦”。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福州督舶邓太监选择闽江深水处供外来番船停泊，始名“番船浦”。后因“番”和“泛”在福州方言中音近，雅化为“泛船浦”。历代翻越武夷山、仙霞岭的客货运输队均在浦城港下南浦溪，进入闽江。所以，浦城意为“津城”或“港城”，而非“水边之城”。今含“步”字的地名有管厝乡的“岩步村”，含“埠”的有水北街镇的“石埠村”。

“潭”，在越语中意为“坑、池塘”。留存最悠久的“潭”字地名是闽越的“大潭城”，在今建阳。浦城县行政村、自然村以“潭”命名的地名分别有4个和26个。

“溪”，在北方指山间小溪流。《尔雅.释水》：“水注川曰谿。”杜预疏曰：“亦涧也。”古代越语中用“溪”作为河流的通名，至今依然。在浦城，以“溪”命名的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分别有1、15、79个，为所有越语地名中数量与跨越层级之最。

与山地有关的越语地名用字有“罗”，可能是“山”字的记音。现浦城县以“罗”命名的行政村、自然村分别有2个和8个，除永兴镇沿洲村罗山凹外，多是衍化后的用法。山名有忠信镇与管厝乡的界山“大福罗”。

缘“溪”行，水流湍急的“濑”，飞泻而下的“漈”，水深流静的“潭”，小舟靠岸的“浦”，以及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罗”，标识出闽越人的地理景观。越语地名经过长期衍化，现存古越语用字主要分布于自然村一级。换言之，自然村名是各级地名中最稳定的一级，受民族演替与政治制度变迁影响较小。

秦汉时期，百越之地逐渐融入华夏体系。中原自发性移民一定先于国家军事和政治力量进入百越之地，但其数量有限，尚不足以改变当地的地名系统。六朝对福建的系统治理，为战时中原南下移民大规模进入福建奠定了基础。

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命名是国家行为。汉武帝元鼎年间至孙吴永安三年（260年），福建各级地方行政制度是浙江地方行政区向西南蔓延的结果。福建大部隶属会稽郡；献帝建安初，分侯官之北乡，置建安、南平、汉兴三县。其中建安是年号，汉兴（即今浦城）是国号。东汉朝廷以年号和国号为县名，一方面彰显了朝廷对重新纳入教化的闽越之重视，另一方面则期望秦汉以来叛服不常的闽越能长治久安。于孙吴而言，建安、南平是中性词，汉兴则不是。因此，三国吴永安三年，以建安为郡治，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汉兴”政治不正确，但“兴”有普世价值，故将“汉兴”更名为“吴兴”。孙吴不仅设置吴兴县，还设立吴兴郡（治今湖州）。永安三年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间，浦城的统县政区为晋安郡。元康元年间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统县政区为江州建安郡，浦城首次被纳入江西统县政区。建安郡自隋大业三年（607年）重置后，无论名称如何改易，始终作为福建的一个统县政区长期存在，标志着福建政区摆脱在浙江、江西之间摆动的隶属关系，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唐王朝初创时，显然注意到了孙吴改汉兴县为吴兴县的象征意义，故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建安郡为建州，五年改吴兴县为唐兴县。武则天登基后，自然不能无视唐兴县因改朝换代而更名的传统，故于天授二年（691年）改其为“武宁县”。神龙元年（705年），复国后的唐王朝，又立即将“武宁县”改回“唐兴县”。经过六朝至初唐长期的教化和移民迁入，福建已转化为中原教化之地，可谓“蛮俗丕变，文明遐鬯，蔚然邹鲁矣”，故自盛唐始，福建各级行政区命名一改以安宁兴旺为寄托的传统，开始以山川等自然景观命名。天宝元年（742年）八月，改唐兴县为浦城县，以港口为县名，并延续至今。

通常认为“皇权不下县”，于地名而言则不然，早在汉代已开始有组织地将乡里地名嘉名化或雅化，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里名以嘉名为多，这是中国地名的特点，因而如万岁、万年、长乐、千秋、安汉、富贵等里名便为许多县所共有。”南宋时，福建大部分地区已完成乡、里地名的雅化即中原化，宋梁克家《三山志.地理类二.叙县》详细记载了福州十二县雅化后的乡名与里名。浦城县，“宋时分县为十乡三十二里，明洪武三年分宜新一里为东西南北四隅，又省永吉里并入长乐”，清朝“因之。计乡十，统里三十有四，统图一百五十有六”（表1）。以年号命名的传统渗入浦城县乡一级地名，如总章乡、乾封乡均以唐高宗李治的年号为乡名。

2.2

山水地名组合模式

浦城地貌，受武夷山脉与仙霞岭控制，北、东、西三面环山。南浦溪纵贯南北，其河谷盆地所在的中、南部低平宽广。从中部河谷盆地到东、北、西边缘，海拔逐步上升，形成河谷盆地、丘陵、低山和中山依次分布的地貌结构。受地貌结构控制，由溪流水面至山地峰顶，浦城地貌与水系地名分别由溪流水文、河滩、河谷盆地、山地四个层次组合而成，有显著的垂直分异现象，将其定义为县域地名命名的山水组合模式。

（1）溪流水文地名系统。浦城的水系主要由南浦溪及支流西溪、官田溪、马莲溪等构成。其中用来描述溪流水文状况的地名以百越用字为主，如描述水流湍急的“濑”，水流飞泻而下的“漈”，水深流静的“潭”。中原用字主要集中于溪流的源头和水口，不分干、支流，河流发源地称为“源”或“元”，其中行政村名中含“源”字22个，“元”字5个；自然村含“源”字132个，“元”字50个。除少部分“源”字意指某姓宗族初迁地外，大部分因其位于河流的源头而得名。溪流交汇处称为“水口”，如行政村“大水口”“溪口”等，自然村“溪沿口”“水口”等。

（2）河滩地名系统。南浦溪大部分河道坡陡流急，只有在曲流发育的个别河段，方沉积有江心洲。围绕着浦城最大的江心洲—茅洲，周边有“大茅洲”“小茅洲”和“洲坪”等村落。溪流水面与河岸之间随季节变化分布有面积大小不等的河滩，随着河流侵蚀与流向的变化，河滩转变为阶地，成为沿河聚落的主要分布地，但其地名仍保留了原有的河滩属性，如“长滩”“沙滩”“沙里”等地名。

（3）河谷盆地地名系统。从河岸到山麓之间，是人类生活生产的高密度分布区，土地平展，水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良好。河谷盆地中土地平整、灌溉便利、面积较大的地貌单元命名为“洋”，浦城县含“洋”的村名共107个，其中行政村14个；有灌溉条件，类似于梯田的地貌单元命名为“排”，含“排”的村名共63个，其中行政村3个；灌溉条件较差，坡度较陡、土地狭窄，主要用于种茶的地貌单元命名为“垄（垅）”，含“垄”的村名共45个，其中行政村1个，含“垅”的村名共33个，均为自然村。总体来看，设于洋田、排田和垄田的行政村占比分别为13%，5%，1%，可见行政村村部大部分设于自然条件良好，人口密集的洋田区。溯流而上，溪流变为小河沟，河谷愈加狭窄，两岸山地相对，呈“V”形谷，这样的小河谷通称“坑”。浦城县含“坑”的村名共184个，其中行政村13个，占比7%。

（4）山地地名系统。从河岸到山顶，主要由三个地貌单元组成，其一是“墩”，位于河流岸边，被河谷平地包围，如墩台形状的基岩山地命名为“墩”。沿南浦溪及支流含“墩”的村落共有95个，其中行政村如“葛墩”“廉墩”“中墩”等共19个。其二是“凹”，两山之间的低洼地带命名为“凹”，此“凹”为“坳”和“岙”的同义字，即山坳，浦城现已统一为“凹”。含“凹”的村名共42个，其中行政村2个，分别为“凹头村”和“凹后村”，显然，此处的“凹”字只是命名的参照物，其行政村并不设在山坳中。其三是山地，山地常见的地名用字有“山”“峰”“岗”“尖”“岭”。主要的山脉和县城周边的山地以“山”“岭”命名为主，大部分远离县城的山地，如武夷山脉与仙霞岭等山区，以“尖”和“岗”命名。“尖”是少数民族地名，如腾云尖、营盘尖、猪头尖，一般将类似于金字塔型的孤峰命名为“尖”。万历《浦城县志.山川》所载山地地名，已雅化为“山”“岭”，未见一例叫“尖”的山名。

2.3

人文要素叠加模式

地方各级政区为县域地名命名划出政治框架，山川格局为县域地名命名奠定自然基础。军事、驿递、宗族和宗教等人文要素则叠加其上，并受前二者控制，形成县域地名的人文层次和空间结构，称其为县域地名命名的人文要素叠加模式。

（1）军事地名的叠加。历代军事据点，或位于交通要冲，或与政治、经济中心相伴，因此，军事据点的名称，往往会转化成一地的通名。比如唐宋时期的军镇，属于军事据点，“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军镇所处之地通常位于水陆要冲，人口集中，商业发达，与集市相伴，因此，军镇所在地亦称集镇或市镇。北宋时期，镇去军事化，转变为区域商业中心即市镇。宋代，浦城县设有二镇，一是清湖里的临江镇；二是长乐里的迁阳镇，“宋初置迁阳镇，并设监官于此，绍兴初废，俗曰仙阳。北至梨关三十六里，又北至仙霞关七十里”。二镇一南一北，控制着福建襟喉之地。明清以后，商业性质的市镇遍地开花，“镇”成为县以下规模较大的商业聚落地名命名的主干。

宋代叠加在福建基层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地名是寨。寨是巡检司的驻地，即巡检寨。唐代地方治安由镇将负责。宋朝建立后，将藩镇所侵夺的权力归还地方政府，取消了镇将逐捕乡村盗贼的权力；复置县尉，为捕盗之官，强调县令、县尉对乡村治安的责任。同时，保留巡检，作为州县之外的捕盗专官，“国家设巡检、县尉，所以佐郡邑制奸盗也”。巡检司主要负责县城之外的治安，故大部分巡检司都在距县城较远的村镇筑寨驻扎。北宋时，浦城县因盆亭（今盘亭）“山谿险仄，蹊径四通”，故于此设盆亭寨。南宋时，浦城县设有六寨，大部分因“草寇窃发”而“立寨备之”，见表2。宋代诸寨留存至今的“寨”字地名只有临江镇寨下村。

“明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因此，卫所地名遍布全国各地，福建也不例外。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命周德兴在福建筑城设卫所防倭，建5卫13所53巡检司。浦城属建宁右卫，成化十（1474年）年设浦城千户所。除卫所外，在重要交通要道还设巡检司，浦城有盆亭、高泉、溪源三个巡检司。其中盆亭与高泉巡检司分别控制着由闽入赣、浙之通道，而溪源巡检司则因“地连浙境，盗贼出没。宣德八年（1433年），闸办银场，御史杨禧奏添设”。无论是卫所还是巡检司均未在浦城留下相关地名。

清代绿营兵分镇、协、营、汛四级。浦城县内设浦城营与浦城枫岭营，浦城枫岭营顺治十一年（1654年）题设，“为专营，不隶于协镇”。各营下设有汛塘，其中浦城东路有募岭、富岭等6塘；南路有西溪、九湫等20塘；西路有路后、西乡等4塘；北路有七里、十八里等13塘。留存至今含“塘”字的地名仅“里塘”和“南口塘”两处。其余含“塘”地名多为池塘的“塘”。

环绕浦城边界有数量不菲的“关”和“隘”等军事机构。以关为例，浦城与龙泉县之间有高泉关，与松溪县之间有大石郑坑小关、翁源关，与永丰县之间有太平关、二渡关，与江山县之间有枫岭关、金竹关、安民关、柳营关，这些关的地名大多至今仍在使用，相反，今地名中含“隘”字的仅存两例，一是富岭镇圳边村“岩坑隘”，今存有“隘门村”；二是“寨岭隘”，今忠信镇寨门村有“隘上桥”。

（2）驿传地名的叠加。在重要交通线路上，军民两用的驿传系统，给福建地名叠加上了一些著名的驿站地名。浦城仙霞岭路尤为典型，“凡自浙入闽者，由清湖渡舍舟登陆，连延曲折，逾岭而南至浦城县城西，复舍陆登舟，以达于闽海。中间二百余里，皆谓之仙霞岭路。诚两浙之衿束，八闽之咽喉也”。与绕道浙江常山、江西铅山、分水关和福建崇安过武夷山脉的驿道相比，仙霞驿道路程更短，故“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正如明人王世懋在《闽部疏》中所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秦汉时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县有传舍。至唐代开始，“驿”取代邮、亭等，成为客货运输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浦城的亭、驿主要集中于四个节点，一是仙阳镇渔梁驿。该驿位于建溪与信江的分水岭—渔梁岭的南麓，南朝时为迁阳亭所在地，梁江淹任吴兴令时作《迁阳亭》诗：“揽泪访亭候，兹地乃闽城。万古通汉使，千载连吴兵。”迁阳即今仙阳镇，唐宋改为渔梁驿，清代为渔梁腰站。出入八闽者多宿渔梁驿，陆游《宿渔梁驿五鼓起行有感》诗云：“投宿渔梁溪绕屋，五更听雨拥篝炉。”二为临江镇的“临江驿”，宋建，明嘉靖年间改为临江馆，清代为临江腰站。三是盆亭驿，在安乐里（今盘亭）。盆亭应为汉魏六朝时的“亭”，宋改为盆亭驿，明仍之，清迁改为小关驿（今盘亭乡庙湾村）。四是大湖驿，在人和里（即今石陂镇），宋建，明代改为大湖铺，清代迁改为人和驿。

要言之，历代叠加在浦城县的驿传地名，只有“盘亭”是汉代传驿地名的遗存。时过境迁，唐宋广泛使用的“驿”，在今浦城地名系统中已难觅踪迹。

（3）宗族、流官地名的叠加。在县域内，宗族对基层地名的影响，无论是地名层级还是空间范围，均居人文因素命名方式之最。以宗族姓氏命名村落是最常见的命名方式。现浦城县行政村和自然村中仍保留大量姓氏冠于村、厝、处、桥等字之前的村名，甚至在乡镇一级，还留存有“九牧镇”“管厝乡”两例，其中“九牧”取自林姓族望，“管厝”取自管氏族姓。此外，某姓开基之地，常以姓氏加“源”作为村落之名，如仙阳镇早田村谢家源。宗族同样会对聚居地附近的自然景观命名产生影响，如濠村乡溪口村蒋溪口，“昔蒋姓在此开基，故名”；江村溪，“旧村多江姓，因名”；吴山，“峭立丰秀，为邑治之望居，民多吴姓”。宗族地名的流变还可以反映地方宗族的兴衰更替，如管厝之地，先后有三个宗族在此定居，“唐天宝二年（743年）有翁姓到此拓荒傍山而居，名为翁坞际村，后又有范姓沿溪筑室而居，称为范处。又被水毁迁出。明洪武初，管姓自江西丰城迁此，改名管厝”。由此可见，宗族地名并不稳定，很容易随宗族的兴衰而更替。望族对地名的影响则远比一般宗族深远，如今仙阳镇练村，为唐五代章仔钧夫人练氏一族的聚居地。练氏夫人有力救建州全城等义举，宋封越国夫人，明成祖朱棣曾为其作《御制练氏全城诗》歌颂此举。因此，“练村”作为练氏夫人的故里，这一宗族地名已具有历史和教化意义，故得以从唐五代流传至今。

除了宗族这一群体外，流官作为代表中原政权直接统治地方的管理者，对县域基层地名的命名或多或少亦会产生影响，主要方式有四。一，以流官事迹命名，如位于今南浦街道的梦笔山，本名孤山，其更名梦笔，是因为“梁文通江公令吴兴梦神人授笔于此”。现以“梦笔”命名的还有南浦街道的梦笔社区和梦笔村。再如位于今仙阳镇的致孝岭，原名章家岭，“唐太傅章仔钧为布衣时，婚石鼻村练氏。外舅姑不为之礼，公遂携练氏归。径此少憩，誓不复登此岭。及外舅姑殁，夫人陟岭上瞻望挥涕，因名”。二，以流官官职、封号等代表身份的称谓命名。如西阳山（现名樟元山），“旧传西阳太守全景文居此，故名”。类似的地名还有祭祀朱熹、詹体仁、真德秀的朱文公祠、詹司农元善祠、真文忠公祠，以及相传为状元章衡所凿的状元井。三，以流官姓氏命名。如仙阳镇练村八角井，旧称章家泉，“五代，章仔钧登岭卜天，泉忽涌出，因名”。再如南浦桥，“宋隆兴元年（1163年），权县事上官端仪建，俗称为上官桥”。类似的地名还有知县李葆真所浚李公井。为地方官员修建的祠堂大多采用这种命名方式，如明清时期的方公祠、黄公祠、柯公祠、嵇公祠、李公祠等。四，由流官题字赐名。如“锦工桥”，为朱熹访友过此所题；“万寿桥”，“适桥落成，欣逢圣祖仁皇帝万寿”，由安溪相李光地赴京陛见途中所题。此外，县城为数众多的牌坊，如“大儒坊”“父子京卿坊”“进士坊”等，大多是县令为中举士人所立，并载入方志，成为地方功成名就者的集中展示区。从空间范围来看，历史上流官地名大多分布在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区，最密集处为浦城县城区，即流官居所、衙署和祀典场所等所在地。其余则主要分布在今各乡镇治所和主要的水陆交通干道，分布在边缘山区的地名较少。从时间尺度来看，宋以前的流官地名较少，其后明显增多，受影响地名集中在庙宇与祠堂，可能与浦城地区受中原教化影响，礼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有关。从命名层级来看，由于浦城县县名及乡、里名受国家控制，比较稳定，受流官影响的地名只能存在乡里以下，主要涉及村、水井、桥梁、纪念性的祠堂和庙宇，以及自然景观。但至今，除“梦笔”这一流官地名在文学史上另有重要意义之外，其余基本不存。相比于流官地名，宗族地名具有更强的可延续性。

（4）寺庙地名的叠加。寺庙不仅是聚落的信仰中心和民众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一个聚落的地标建筑物。因此，以寺庙名称或以寺庙为参照物命名的地名在各地普遍存在，淫祀泛滥的福建各地尤其如此。正如嘉靖《建宁府志》所云：“自佛老之教行，而琳宫绀宇遍于海内。闽固东南一隅，而建又八郡之一耳。缁黄所处，金碧辉映，曾不知其几千万落。顾诵法孔氏者，往往栖迟于绳枢瓮牗间。噫，其来非一日矣！可胜慨邪！”浦城县修建最早的佛寺是梁武帝在越王余善行宫故址上改建的崇云寺，唐改胜果寺。唐代兴建的佛寺有6座，宋代有15座，元代有9座，大部分为明清所建。道观在浦城兴建的时间比较晚，如玄妙观，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建，初名天庆观，元改玄妙观。元道院，元元贞元年（1295年）建。二者均在县东隅，分布范围狭小。

乡一级的地名，早在汉代已开始嘉名化，福建在宋代已完成雅化过程，因此，在浦城无以寺观为参照物命名的乡一级地名。里一级的地名雅化时间与乡同时，自然村名则大部分处于原生态，能看出寺观的影响。受佛寺影响的行政村地名共5个，分布在五个不同的乡，主要以寺庙为参照物进行命名，如殿基村、庵后村、寺前村等，无以佛寺名直接命名的行政村。与之不同，自然村直接以佛寺名命名者则占多数，如富岭镇店亭村“观音阁”、水北街镇裴墩村“罗源寺”、仙阳镇殿基村“中兴庵”，以寺庙为参照物命名者占少数，如濠村乡毛墘村的“寺前”，即释迦寺前，万安乡王元村“庵坪”，“庵”即“金滩庵”，石陂镇象口村“寺下”，“寺”即广德寺。

与佛寺相比，道观数量少，对县域地名命名影响极为有限，典型代表是观前村，因道观而得名。观前村坐落于金山与银山下，隔南浦溪与金斗山相对。金斗山山巅建有武当行宫，祀玄天上帝，故又名小武当，“宋朱子与刘圭父尝约游焉”。《徐霞客游记》云：“十四日舟发，四十里至观前，舟子省家早泊，余遂过浮桥，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乔松艳草，幽袭人裾。过三亭，入玄帝宫。”清代改名为金斗庵（图3）。可见，观前村至迟在宋代已因道观存在而得名。经过新中国“四清”和文革“破四旧”运动之后，受寺观影响的自然村名仍有近百个，一方面说明村一级地名，尤其是自然村，是各级地名中受政府干预最小的；另一方面说明福建民众宗教信仰之深厚。

福建民间信仰盛行，奉祀本地神的庙宇无村不有，其数量甚至可能超过了佛寺和道观的数量，但其对地名命名的影响却较为有限，这是由于除了妈祖等被纳入国家祀典的神之外，大部分本地神缺少国家敕封，历史时期均被认定为淫祀，祭祀尚不能大张旗鼓，就更谈不上以其命名地方地名了。据光绪《续修浦城县志》，浦城县历史上较为盛行的民间信仰有陈靖姑、马氏真仙等。现存较为典型的受民间信仰影响命名的地名，一是盘亭乡庙湾村“五显岭”，取自岭上的五显庙；二是临江镇水东村“奶娘岗”，其名可能源自顺天圣母陈靖姑，民间称其“奶娘”。

无论是佛道寺观还是民间庙宇，除国家财政经营之外，大部分依托宗族或某个利益集团而维系，如明代建宁府寺观，大部分受福清、长乐、莆田人长期把持，嘉靖年间任建宁道佥事的张俭义《处寺田议》云：“切见建宁一府寺观之田，半于农亩所赖。有宋诸儒流风遗韵未泯，其民耻为僧道。而为僧者多系福清县江阴里及莆田、长乐沿海之民，隐变军、盐、匠、灶户籍，祖父、子孙、兄弟、叔侄原籍娶妻生子，止以法名占据袭充，或一家而住三寺两寺；或一人而管三庵四庵；或典拨田亩厚私藏而累里甲以粮差；或举放私债，索重息而致佃人于逃窜；或奸淫妻女而谋杀本父本夫；或妆饰盗情而致死。愚夫愚妇争端百出，健讼屡年，恃其财贿寅缘钻刺，务求必胜，以压服乡民。苟遇官府廉明，辄望海滨而远遁行。原籍则杳无法名，行该都里则拘无姻党。岁事久寝，吏代官更，仍复到寺似前作孽。此该本道所亲见亲闻者，真一方之切害，万姓之深仇，所宜急为之处者也。”可以想见，随着政府对外来寺庙经营者这一利益集团的整治和打击，他们经营的大部分寺庙会废圮。此外，很多自然村的寺庙主要是依靠宗族来维系的，一旦宗族衰败，寺庙也随之湮灭，而以寺庙命名的地名却保留了下来。因此，浦城的许多以寺庙命名的自然村，不仅方志中无相关寺庙的记载，村民也不明就里。

2.4

空间传播模式

浦城县地界三省，水注三江，历史上不仅政区曾游离于浙、赣、闽之间，人口也是五方杂处，“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备五方之俗。据《浦城县志（1949—1989）》“迁居浦城姓氏表”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引发的战乱是导致唐末五代中原移民迁入浦城的重要原因。因官入浦城定居的唐宋各有1人，分别为福建南安人和浙江湖州人。浙江和福建省内移民是浦城移民的两个主要来源，迁入浦城的家族，大部分是主动寻求发展或婚嫁迁移而来。从浙江迁入浦城的23个家族中，龙泉有12个，遂昌有3个，松阳有2个。福建省内的移民主要来自周边各县，如建安、建阳、崇安、福安和松溪。在浦城的迁入地主要有二，一是仙霞古道上的南浦镇、忠信镇、仙阳镇，属南浦溪河谷盆地；二是位于前洋古道（浦城至龙泉）上的富岭镇，属富岭溪河谷盆地。两地均自然条件良好，吸引周边山区民众迁入。迁入移民会对本地地名产生影响，如唐上元间避难浦城的信州杨氏迁入地名“杨村”，五代末于此避乱的浙江龙游徐氏迁入地名“徐井”。总体来看，战争是浦城居民更迭的重要推手。清初，浦城“官商往来，络绎辐辏，承平日久，繁盛殷富，俗尚奢华，故谚有‘小苏州’之号”。咸丰八年（1858年）之乱后，浦城“玉石俱焚，室庐灰烬，陇亩荆榛”。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浦城地当孔道，海禁未开之日，尤觉冲繁。五方杂处，向来本多客民，自遭兵燹后，死亡转徙，土著愈稀，客籍愈众，城乡市镇列肆坐廛，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为最伙。负贩食力之流，又大半皆浙江人。至挟赀远出，转运舟车，懋迁货物者，土人亦十无一二。客民持筹握算，无不坐致丰盈，本邑居民惟坐收地毛之利而已。客民党类既繁，权势遂重，渐有喧宾夺主之嫌。”

浦城浙江省、江西省与省内移民迁入地的差异，决定了方言的空间格局。因五方杂居，为便于交流，官话成为城区主要交流语言。“浦城土音与正音相近，虽妇孺亦多能操正音，实较胜于他邑。至邑中土音不特与他邑不同，且城与乡异，此乡与彼乡亦异，约计阖邑语言不下十余种，实全闽所罕。”乡村则受浙、赣移民影响，语音各别，“南乡观前、临江等村，半与瓯宁土音相似，至石陂街则与瓯宁音无少异矣。北乡枫岭、深坑、筋竹等村纯操正音，别无土音。棠岭、秀岭、樟村一带渐近江西广丰，其言亦在浦城、广丰之间，似合两处土音为一者。至二渡关近接广丰，关内浦属各村，则全操广丰音矣。惟东乡数十里各村土音与城内无甚歧异，但近接浙江龙泉县界者，多兼习龙泉音耳。西乡自洋溪尾以上，界邻崇安大小十数村，皆操崇安土音。内中敏坑、坳头、坂沙、炭窑数村另一土音，大半与龙泉相似，而兼习本邑及崇安土音，妇孺皆能作三种语言，亦一异也。其余一村一族之另操一音者更难悉数，其先多从他处迁来，谚所谓离乡不离腔是也。大抵四乡之邻近某邑者即操某邑土音，而多兼习本邑土音，若罕入城市之人有反不能通本邑之言者矣”，因移民和方音蔓延所形成的方言分布格局，与现代浦城方言的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图4）。

移民不仅离乡不离腔，还会将迁出地的地名或地名用字带到迁入地。以庙宇来看，五显神发源于江西德兴、婺源一带，最初主要在江西流传。今浦城盘亭乡存在多个江西方言岛，因此，有理由相信盘亭乡庙湾村的五显庙是江西移民带来的。因五显庙香火繁盛，人们将赫赫有名的“梨岭”改名“五显岭”。浦城后洋“天师殿”，位于浦城与龙泉之间的前洋古道旁。该道是浙盐入闽和浦银入浙的主要通道，故信仰天师的浙江移民和商人于此建分灵庙，“明崇祯间，分香火于浙江龙泉天师山，祷雨多应”。闽南商人亦将妈祖信仰带入闽北浦城，全县有天后宫17处，均系清代所建，分别在西关外磡头、浮流溪、前洋、大游村、石壁、水北街、石陂街、葛墩、旧馆、高门、东坑坞、棠岭、庙湾、吴墩、上水南、渔梁街、上杭路。仙霞古道上“挑浦城担”的挑夫，主要是浙江江山人。他们从浙江江山清湖码头出发，挑着经钱塘江水运而来的货物翻越仙霞岭，送至南浦镇迎远门内的“发夫巷”，并在迎远门外的码头装船，经闽江送至福州。因有大量江山挑夫聚集于“发夫巷”，不仅在此街建立江山会馆（今浦城三中校址），还称“发夫巷”为“江山街”（今建设路）。江山街交际语言也是“江山话”。

从地名用字来看，因为在浦城与浙江、江西之间流动人口基数大，交流频繁，所以出现了浦城与浙江、江西之间地名用字互相传播的现象。以指代瀑布的地名为例，浦城原写作“漈”，清代仍有“漈原”“漈下岭”之名，咸丰八年（1858年）之乱后，浙江人大量迁入浦城后，“漈”已被龙泉惯用的“际”字取代。再如指代山间平地的地名用字，浙江普遍使用“岙”，浦城则一般写作“坳”和“凹”，现基本统一为“凹”，但在浦城县富岭镇与浙江龙泉市交界处有“梅儿岙”；瓯江流域惯用的“垟”字，忠信镇高溪村也有“温度垟”，其地名用字应当是受浙江的影响。福建特有的地名用字也传入浙江和江西，如“厝”，今浙江衢州市有“新厝”。江西玉山县有“林厝”“旧厝”“外厝”等。

理论上讲，随着人口增加，聚落有自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河流下游向上游蔓延的过程，县域地名也随之由中心向边缘扩展。浦城县内地名扩展过程，至南宋已趋完成。南宋划定浦城为十个乡，各乡境域至清末均未有大的改动。

3

命名模式对县域地名时空分布的影响

3.1

民族地名演替模式对县域地名时空分布的影响

受民族演替这一大背景的影响，浦城县地名演化形成两个历史层次，一是最底层的百越地名系统，二是华夏地名系统。第二层系统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被官方纳入地方行政区划系统的地名系统。以中唐为界，此前因对闽越地方统治不力，地名系统寄托着中央政府在海疆建立地方秩序的强烈愿望。当福建成为华夏之一部分，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地名命名方式便成为主流。“浦城”作为县名被中央政府采用，并沿用至今，是浦城由“帝国边疆”转变为“海滨邹鲁”的典型例证。二是在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役后陆续迁入闽地的中原移民与百越原住民融合形成的地名系统，主要存在于行政村和自然村等聚落以及自然地物的命名系统中。宏观上来看，距中原愈远、地理环境愈闭塞，则保留的百越地名愈丰富，这与中原南下移民的分布密度呈负相关关系。

3.2

山水地名组合模式对县域地名时空分布的影响

浦城山水地名用字，有很强的历史层次，百越地名、客家地名和中原地名用字依次出现。其中，百越地名用字主要用于描述水文特征，如溪、濑、漈、潭等；客家地名主要用来命名洋、排、垄、坑等农业用地；中原用字主要用来命名山地，如山、岭、峰等。不同的历史层次地名占据不同的相对高度，呈现出垂直分异的现象。山水地名的空间结构，从乡镇层级看，譬如忠信镇，其以山水地名命名的溪流水文、河滩、河谷盆地、山地四个层次，是根据相对位置关系确定的，并不受绝对高程限制。虽然忠信镇大部分位于仙霞岭南侧，海拔228m至1664m，平均海拔946m，但上述四个层次的地貌用字均有分布，图5。此外，以柘溪下游的忠信镇为中心，向溪流上游，其地名亦存在由第一层次向第四层次递变的特征，且地名的密度随海拔升高聚落减少而降低。从县级层次来看，其一，浦城县以南浦溪及其支流为轴，向两翼溪流水文、河滩、河谷盆地、山地地名依次递变。其二，浦城历史上长期扮演福州与中原之间交通枢纽的角色，因此钱塘江—仙霞古道—闽江水路运输“官道”，对浦城地名演化有显著影响。以仙霞古道为轴，离轴越远，越语地名数量越多，如“漈”和“尖”，县城向周边尤其如此。

3.3

人文要素叠加模式对县域地名时空分布的影响

职能各异的人文要素，对地名形成和空间分布的影响各不相同。军事地名主要分布于交通发达的重要城镇和县域边境；驿站地名沿驿路分布于重要商业据点。宗族与寺庙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宗族和信仰，所以受此影响的地名遍布城乡，但规模较大的宗族和寺庙，则以县城和自然、交通条件优越的乡镇为分布中心。自然条件较差的聚落，不仅缺乏大宗族繁衍的经济基础，也无力供养规模庞大的寺观。从历史层次上看，由于福建信仰和宗族发达，宗族和宗教地名在基层聚落人文地名中占比较高。受其影响，以国家力量叠加在聚落上的军事和驿站地名，流传至今的数量极为有限，这与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数量庞大的军事和驿站地名形成巨大反差。

3.4

空间传播模式对县域地名时空分布的影响

唐以前建宁府隶属于浙江，加之二者山水相连，迁入浦城者无论是商人、挑夫、外来偷挖私采浦城矿产者，还是战后填补性移民，大多来自浙江，因此，一个浦城县，半个浙江文化区。地名也深受这一背景影响。与之不同，江西移民对浦城的影响极为有限，无论是赣语麻山话还是吴语广丰话，均呈岛状分布。受方言分布格局的控制，江西地名用字在浦城也是零星分布，如“垱”字。江西挑夫，主要控制着由江西上饶市铅山县，经分水关到达福建武夷山市，以及由江西抚州市新城县五福镇，经杉关到达南平市光泽县之上水口镇两个驿道，故江西地名对南平市西部影响更大，如江西常用的“磜”字，在邵武就有“白水磜”“梧桐磜”等。

各命名模式在县域内的耦合关系是，区域民族演替决定了县域地名命名的历史层次；政区设置是县域地名秩序化和雅化的最有力推手；山水组合决定了县域地名命名的空间分异，包括水平分异和垂直分异，山脉分水岭是县域地名区域分异的天然边界。县城和驿道，是县域地名演替和秩序化的先导区域，交通不便的河流上游是历史地名留存最多的区域。与中国北疆相比，在浦城地名中，宗教和宗族远比军事和驿递地名稳定。移民、商人是县域地名多样化和传播的主导因子，战争引发的填补性移民是县域地名突变的主导因子。

4

结论

基于历史上县级政区沿革的稳定性、县域官民联系的直接性以及县域人文与自然关系的紧密性，本文以南方文化多元性与自然景观多样性显著的浦城县为例，甄别出中国南方县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及其对县域地名命名的影响。

其一，民族地名演替模式，在华夏统一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形成，决定了南方县域地名的历史层次。一旦完成民族融合，政府则通过规范化或嘉名化来秩序化管理地方，最大程度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为边疆地区创造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并促使其与中原尽可能同步发展。这使得大量百越地名，主要保留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村里。

其二，山水地名组合模式，是各地民众对自然环境长期观察，掌握区域地貌结构后总结出的命名模式，这一模式决定了县域地名的空间结构。礼失而求诸于野，基于自然景观命名的村名，因人为扰动少，反而成为县域地名的“档案馆”。

其三，人文要素地名叠加模式，是不同历史时期县域内居民政治、军事、交通、宗族与信仰活动层累而成的命名模式。区域民众特定阶段的价值趋向，决定了县域内不同类型人文地名的疏密程度。福建因宗族和宗教发达，据此命名的地名，其遗存的数量，远比军事、驿传地名要多，这与中国北方边疆地区正好相反。

其四，地名的空间传播模式，即人口迁移导致的地名命名模式的空间传播。短期来看，该模式是县域地名多样化的推动力；长期来看，则是华夏各民族地名系统从各自孤立发展走向有序统一的驱动力。地名的秩序化与“书同文、车同轨”具有相同的社会价值。

地名命名模式，是区域文化模式之一。上述模式，从不同角度出发，揭示了中国南方民众命名行为理性的一面，但人类在地表的活动是复杂的社会活动，有理性的一面，自然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后者同样具有学术和社会价值，限于篇幅，期待学术界同仁进一步探讨。

作者：李智君 偶言 邬文斌

冒颖轩 韩菲阳 余思翩

来源：《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2026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宋柄燃

校对：王玉凤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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