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1日拂晓,半塔集的天空被一颗绿色信号弹点亮,枪声随后从东北角的乱坟岗炸开。守城的新四军教导大队官兵立刻意识到:韩德勤的十个团来了。
半塔集并不大,一条主街、一座光山、一条沟渠,却扼守苏皖交界的咽喉。刘少奇、邓子恢在几个月前把江北指挥部设在这里,就是看中了它“南北必经”的地理位置。顽军也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挑了半夜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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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先头部队是117师两个团,装备整齐,却士气低落。冲到乱坟岗,黑暗中只听见“哒哒”两串枪响,竟是他们自己紧张走火。黄一平摇头苦笑,迅速把教导大队拉进街口机枪掩体,硬是利用这几秒混乱逼停了进攻。
周骏鸣闻讯赶到指挥部,他是第五支队副司令员,也是这一带的老熟人。豫南七人三枪的往事此刻毫无诗意,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光山绝不能丢。光山失守,整座半塔集就是个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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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勤不等天亮就变换方向,用重炮把西北角炸成火海,两个连趁夜占住光山。一排亮到刺眼的照明弹把新四军防线照得通明,周骏鸣站在土墙后,只丢下一句冷冰冰的命令:“把山夺回来,停一步枪毙。”
侦察科长娄学政带特务连往上冲,子弹在乱石间迸火,双方贴近到不到二十米,拼到刺刀见红。短短半小时,特务连夺回山头。敌军遗下一地皮带、摩托罗拉电台碎片,还有几挺翻倒的捷克轻机枪。
光山稳住,半塔集却远未安全。顽军兵力是守军的十倍,外加迫击炮和山炮,不停向街区倾泻。方毅、邓子恢顶着尘土走进指挥部,简单交换看法:退还是守?多数人主张突围,一位参谋甚至把南门的暗道图铺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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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沉默良久,抬头说了句平静的话:“现在不应该突围。半塔一丢,皖东根据地就成空壳。”他说得不急,语调却很硬。邓子恢点头同意,当即拍板:固守待援。电报机嘀嘀作响,急令立刻发往各路部队。
津浦路西的罗炳辉接到电报,立刻调头东返;叶飞的挺进纵队从江南北上,一路边打边走;本地游击队也在竹镇、苏郢四处牵制。援军方向像合围的扇面,一点点向半塔集合拢。
顽军的炮击持续三昼夜。街面被削去大半层屋檐,井口被堵,行走不得不踩着破瓦。守军睡在弹坑里,啃的是半生不熟的豆子。有人嘟囔:“真要守下去?”旁边的同志回一句:“守不住,东进一年白忙。”一句话,顶过了最难的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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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夜,韩德勤忽然收兵。顽军从西南门撤退时点燃民房,想用火墙拖住追兵,却被突围而出的一个营截断退路。29日清晨,江北指挥部下令全面反击。罗炳辉、叶飞、地方武装三面追击,把韩部切成数段。
战斗一直延伸到盱眙北麓。十日鏖兵,新四军歼敌三千,俘数百,顽方“路东清剿”计划化为乌有。半塔集依旧屹立,那座白塔寺的残塔在硝烟后显得格外刺目。
事后统计,教导大队最初仅四百余人,其中三成是学生兵,一成是女兵,多数第一次上战场。正是这些“新手”扛住了首轮炮火,为外线部队争到了时间。刘少奇后来在总结会上只说两句:“敌强我寡,战法对头;思想稳住,阵地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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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皖东而言,这一战不只是一场胜利,它直接粉碎了桂顽、韩顽合击皖东的企图。津浦路两侧的村镇由此稳在新四军手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此展开纵深。陈毅后来提到华中几场关键战例时,总把“半塔”排在最前。
有意思的是,1958年来安县修纪念塔时,县里请张云逸写碑文。张云逸推给刘少奇,刘少奇又推回,说“写碑文的最好是当时就在半塔的人”。几番推让,张云逸写了,但通篇只一句自夸,剩下全写士兵。碑阴那行小字:“光山夜夺,决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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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出山河已定,成了华东军区参谋长。1954年底,他调任水利部副部长,就此远离军旅,也失去了授衔机会。后来有人替他惋惜,他只是摆手:“能活到胜利,比军衔珍贵。”
半塔集如今安静,只剩田畴与老塔。一段残砖仍可见弹痕,几处屋基依稀留着当年抢修的沙袋。当地老人偶尔提起那年春天,总要补上一句:“要不是周副司令一句话,这街怕是早没了。”这句话,比任何勋章都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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