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抚养毛主席3个孩子，建国后却悄悄隐匿，毛主席特派陈赓看望

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礼炮声在午后的长空回荡。就在天安门广场人海沸腾之际，远在上海虹口圣彼得教堂的“王牧师”却关上了彩绘玻璃窗，独自坐在木椅上翻看一份发黄的《申报》。此人真名董健吾，革命隐秘战线上的老资格，对新中国的诞生没有走上街头庆祝，只在心里低声说了一句：“总算熬到了。”

时间倒回1928年，董健吾刚由浦化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外界只知他是圣约翰大学出身的牧师，却不知暗地里他已隶属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为了出入方便，他在教堂墙角暗设侧门，门锁钥匙只发两把，一把交周恩来，一把交陈赓。教堂自此成了地下交通站，唱诗声掩护的是情报暗语。

1930年春，上海戈登路441号悄然开张“大同幼稚园”。经费不足，董健吾卖掉祖产田地凑了一千多元，陈赓只说了五个字：“兄弟，多保重。”当年11月，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带着改过的假名被毛泽民送到幼稚园。他们的母亲杨开慧已在长沙刑场血洒识字岭，这三个孩子的命运从此与“王牧师”紧紧捆在一起。

孩子们说一口湖南方言，在石库门里弄格外扎眼。为了安全，董健吾频繁更换住处，最危险时一周搬三次。缺钱了，他替古玩商写英文标签换几个铜板，给孩子买半袋大米。夜里停电，三兄弟围着煤油灯读《少年百科》，董健吾则掩门抄写密码电报。

1934年底，顾顺章叛变引发白色恐怖，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其余烈士遗孤陆续转移，唯独毛岸英兄弟无处可去，只能藏在董健吾家阁楼。上海进入巡捕房“清乡”期，每天都有卡车载人去龙华刑场，岸英常趴在窗缝里看，低声问：“叔叔，我们什么时候能见爸爸？”董健吾沉默良久，只说一句：“等天亮。”

1936年初，宋庆龄托人递来便条：“延安需要一位记者，一位医生。”记者是埃德加·斯诺，医生是马海德。董健吾奉命在西安接头，用半张名片作为暗号。六月，旅社里，斯诺见到这位气质儒雅的“王牧师”，两张名片拼合一剎那，漫长的采访之旅就此开启。抵延安后，斯诺采访毛主席，写出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董健吾却沿着原路折回上海，继续守着两个孩子。

同年夏，张学良答应“借道东北军名义”送岸英兄弟去莫斯科。六月底，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驶离吴淞口，甲板上，14岁的岸英把小纸船抛进江水，嘴里念叨：“弟弟，我们走啦。”董健吾从码头退到人群深处，转身就消失。

抗战、解放战争接连爆发，董健吾与中央失去联络，期间曾短暂被捕又安然脱身。上海光复那天，他换下一身灰布长衫，仍旧没去找组织。有人问缘由，他只笑：“还能拖累同志？”

1959年国庆，斯诺再次访华，在中南海接见时忽然向毛主席提出：“能否替我找一找王牧师？”毛主席一时也不记得这号人物。周总理顺藤摸瓜，才发现这位牧师仍寓居上海，身份早被历史尘封。毛主席听罢感慨：“怪不得当年陈赓老说‘教堂里也能打仗’。”

1961年春，陈赓奉命抵沪。市委招待所的小宴厅里，老战友握手良久。陈赓轻声道：“首长让你回到队伍里。”董健吾摇头：“我要房子不要补贴，能干多少干多少。”最终，他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用余生校订外文档案，整理教会旧契约，提供城市规划的历次测绘图。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病逝，遗体安葬龙华烈士陵园。墓前简单两行字：董健吾，一八九二—一九七〇。生平事迹未刻一字，恰似他在隐秘战线的叙事——能省就省，能藏就藏。他看重的，是那段年幼兄弟的笑声，和西行记者的见闻，而不是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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