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文 | 难得君

1866年11月21日，一艘名叫“咸宁号”的蒸汽船，从日本长崎启航，驶向茫茫太平洋。

这是日本第一艘开往欧美的远洋商船。经过76天的风浪，它于次年2月抵达美国旧金山。

船上的日本人，一下子掉进了新世界。他们对什么都好奇。船长买了把黑色洋伞，当作纪念品。因为在日本，大家只用传统的木伞和油纸伞，没见过这种可以收拢的洋玩意儿。

船长挺高兴，说要把这伞带回国，撑着在街上走走，肯定很风光。旁边立刻有人劝他：您还是在自己官邸里看看吧。要是真敢上街招摇，恐怕会被浪人袭击。

这不是玩笑话。就在“咸宁号”回国半年后，一个下雪的早晨，主持开国事务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被一群刺客乱刀砍死。

大名井伊直弼是幕末时期最为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推行现代化和西化改革时，遭到了传统派别的反对和攻击，尤其是守旧派别的“藩閥”很不满。

1867年上半年，井伊直弼宣布了“版籍奉还令”，废除了大名之间的地位等级差别，使得大名们丧失了许多特权和权益，这引起了许多大名的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樱田门事件发生后，许多反对井伊直弼的大名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政变，企图推翻井伊直弼并恢复传统的大名特权和地位。

这次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和长州藩的月山富甫。1867年8月18日夜，政变发生了。在政变中，井伊直弼的官邸被攻占，他本人被杀害。

樱田门事变宣告日本爱国贼们抵抗对外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

它标志着日本政治上传统派别和改革派别之间的斗争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并且改变了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方向。

数千年来，东方国家自成一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人闯入进来，各种冲突在所难免。

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像满清政府那样拒绝开放国门，而是和平的放弃锁国政策，但是在门户初开之时。一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

和下图像不像？

国门刚打开时，很多日本人对突然涌进来的“洋人”感到厌恶和恐惧。他们觉得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浑身“晦气”，玷污了神国的土地。

这种情绪，在一些年轻的下层武士中尤其强烈。他们腰插双刀，满腔“爱国”热血，视外国人为仇寇。很快，在通商口岸，刺杀外国人的事件接连发生。

1858年，几个俄国水兵在横滨被杀。1861年，美国驻日翻译霍格在江户街头被武士袭击身亡。

1862年更不太平，先是英国水手弗雷德里克在骚乱中遇害，接着发生了震动一时的“生麦事件”（今属日本大连市），英国商人查尔斯·利德尔在路上遇到一队藩主仪仗，因“无礼”而被当场斩杀。

这些刺杀，理由往往荒唐可笑。可能只是因为外国人“看了不该看的地方”，或者“没有及时避让”。在“爱国”武士的眼中，外国人的性命轻如草芥。

更可怕的是，这股杀气不仅对着外国人，也转向了自己人。任何与外国有关联的日本人，都被打上“卖国贼”的标签。

商人不敢公开做外贸生意，学者不敢公开讲授西方学问。在那些挥舞着武士刀的“爱国者”看来，读外国书、谈外国制度的人，都是崇洋媚外的奸细，都该杀。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就活在这种恐惧之中。

他开私塾讲授西学，传播自由、平等的思想，这在那群“爱国贼”眼里，是大逆不道。福泽谕吉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

他在家里的地板下设计了藏身空间，以防刺客突然闯入时，能掀开地板逃跑。长达十几年时间里，他晚上从不出门。如果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用假名字，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二字。

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自嘲说活得像个逃犯，像个小偷，东躲西藏。

这位毕生致力于推动日本文明开化的思想家，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却因为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而不得不时刻担心性命不保。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那些“爱国贼”们喊出的口号，是要废除所有与外国签订的通商条约，把外国人全部赶走，回到彻底锁国的时代。这根本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救亡，只是一种盲目、排外的社会破坏。

尽管暗杀风行，社会动荡，但历史的潮流终究难以阻挡。

随着一次次恶性外交事件发生，幕府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赔偿、道歉、惩凶……代价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反思：这种滥杀无辜的“爱国”，到底给国家带来了什么？

答案是灾难和孤立。

国民逐渐意识到，咬牙切齿地排斥一切外来事物，并不能让国家强大。相反，只有打开国门，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找到出路。

这种社会共识的转变，为接下来的明治维新铺平了道路。

明治新政府上台后，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这些盘踞在社会中的“爱国贼”势力。

新政府的方法很明确，一手是建设，一手是清除。

一方面，大力推行改革：废藩置县，打破封建割据；颁布宪法，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兴办教育，传播新思想。这些措施让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也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爱国贼”那套闭锁排外的说辞，市场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政府也毫不手软地使用强力手段。设立特别警察和法院，严厉镇压那些继续从事恐怖破坏活动的极端分子。用法律和武力，告诉所有人：国家的前进方向已经确定，任何试图用暴力开倒车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飞速发展，铁路铺起来了，工厂建起来了，学校办起来了，生活眼见着变好。年轻人有了更多出路，不再只有抱着武士刀、满街寻找“卖国贼”这一条路。滋生极端排外思想的土壤，被一点点铲除。

那些曾经嚣张的“爱国贼”，在时代洪流面前，渐渐失去了声音，消失了踪影。

然而，历史的病灶有时会潜伏。

六七十年后，类似的狂热再次在日本抬头，只是换上了“军国主义”的新衣，最终将国家拖入了更深的战争深渊，险些招致灭顶之灾。

这让人想起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的一句话：“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

日本那段历史里的“爱国贼”，正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脚。他们以“爱国”为名，行的却是暴力、排外、反智之事，差点扼杀了国家转型的生机。

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挥舞刀剑、滥杀无辜，也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刚愎自用、狂妄自大。

真正的爱国，是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是让这里的人民活得自由、有尊严、更有希望。

从“咸宁号”带回那把黑色洋伞，到福泽谕吉躲藏在地板之下，再到明治政府用铁腕扫清障碍，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打开国门、拥抱文明的路，从来都不平坦，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但唯有克服这些源自愚昧和偏狭的阻力，一个民族才能真正走向新生。

写作此文时，窗外宁静。但笔下的历史却充满刀光剑影与思想的硝烟。

历史从不遥远，它里面的愚昧与清醒、封闭与开放、破坏与建设，总在轮回上演。

记录它，思考它，或许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