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群决而明，独裁而昏！

在古代帝王的文成武功中，李世民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存在。当然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除了自身的才能，那就取决于他群策而决的理念。由于古代战争中将领都喜欢群体决策，因此李世民在日后的决策完美保持了这一特点。只不过李世民的才能是他发扬群体决策的作用，却能在群体决策里善于总结和采纳。比如贞观时期，李世民不管事情大小都通过群体决策而制定国策，机密的事情就通过与心腹商议决策，普通的事情就庭议决策。这也是贞观一朝兴盛的原因，群体决策的目的不是选择最优解，而是总结每个人的优点。

最典型的就是在与颉利的用兵上，房玄龄等一部分人主张与其决战，而魏征等以国力为主不主张与其决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唐朝与颉利决战已经是必然趋势了，但在庭议的过程中，魏征用损耗粮食和民力的数据支撑自己的观点时，也让唐太宗看到了贞观颉利的花费有多巨大。于是唐太宗最后虽然采取了贞观颉利的观点，但也从魏征的建议里看到了巨大的花费，他更明白要取得绝对的胜利，就要做充分的准备。而在那时候庭议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比如唐太宗出征颉利虽然魏征等一大批臣子不同意，但唐太宗在贞观颉利时对魏征等人委以重任，这些人还是会尽心尽力办事。

我再比如三国时期，姜维九伐中原致使蜀汉国力衰竭，将军廖化坚决反对姜维再次出兵伐魏，为此甚至不惜在朝堂上与姜维争锋相对。但姜维在北伐时依然重用廖化并以其为先锋，而廖化也在北伐时积极配合姜维与曹魏作战。再比如宋朝时王安石与司马光针锋相对，但有一天宋神宗询问王安石，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安石说道:“司马光是个人品很好的忠臣”。而当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请求朝廷以太傅的礼仪厚葬王安石。事实上，两个人私下的关系也很好，这便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由来。

再比如三国时期，嵇康取了曹家的公主，他为了对抗司马家与山涛决裂。而山涛的表兄弟是司马昭，因此山涛代表了司马家的利益。甚至最后嵇康被司马家活生生给害死了，但嵇康去世时没有将他的儿子托付给他的哥哥，而是托付给了与自己誓不两立的山涛，最终嵇康的儿子嵇绍成为了晋朝的忠臣。其实以古人的观点来看，后来人的认知是很狭隘的。宋朝时人们问司马光与王安石形同水火，但彼此两个人都给与了对方高度评价，有一天司马光的朋友问其原因。司马光回答道:“朝堂之争，公也。个人之情，私也。私不宜公，公不宜私。”

而贞观时期经历过一次贞观王朝的衰退，那就是唐朝由群决变成了独裁的过程。而这次事情就是张蕴古事件，很简单的一个案例:那就是一个精神病犯了案被无罪释放，而有人诬告张蕴古徇私舞弊。唐太宗一怒之下竟然当众杀了张蕴古，最后查实这个人确实有精神病，而这次事件出现的插曲时房玄龄本来想劝谏唐太宗，却被唐太宗活生生怼回去了。而这次事情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君主制露出了獠牙，臣子们看到如果他们惹怒唐太宗，自己也会成为第二个张蕴古。

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唐太宗虽然依然有群议的传统，但臣子却没有痛斥时弊的决心和心气了。他们除了符合唐太宗以外，丝毫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建议，哪怕这个人是房玄龄和魏征，哪怕是他们看着大唐一步步落入到长孙无忌手里。这也是唐太宗后期错误不断的原因，从贞观高丽开始，虽然在军事角度屡战屡胜，但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很简单，高丽地形寒冷，唐朝大军在他们一触即溃，而当大军撤退后，他们一旦截断粮道，那么唐军必然在饥寒交迫中饿死。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可以攻克，但却难以久守。

再就是长孙无忌一步步蚕食唐太宗的权力，而自从张蕴古事件以后这些大臣也只是作壁上观了。尤其是李承乾、李泰事件以后，李治就成了必然选项。原因很简单，这时候长孙无忌已经集大权于一身，如果立别人肯定会让长孙无忌成为第二个霍光，因此只能立长孙无忌的外甥了。只不过长孙无忌没有想到的是，出现了一个比他还杀伐果断的武则天，这才让长孙无忌阴沟里翻船。纵观唐太宗的一生，他的辉煌来自于群议，不管是军事还是朝政都是得益于群议。而在大臣们的心中大唐不只是李世民的大唐，更是他们自己的大唐。

而张蕴古事件以后，他们清楚的知道了这是君主制。原来大唐不是他们的大唐，而是皇帝的大唐，而他们的生死就在皇帝的一瞬间。因此既然大唐是皇帝的，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去劝谏呢？这也是唐太宗前后臣子最直观的心态转变，而结果就是唐朝开始走向衰落，而且唐太宗后期也是各种错误不断，而臣子也因为不管劝谏导致他们的才能被埋没。有时候我们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好的制度真的会让每个人收益，臣子才能施展出来，皇帝成就美名，王朝也会不断发展。反观一个不好的制度，则会让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