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进入西南联大，陈雪屏有啥"法宝"，让"国共"双方斗而不破？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三青团凭借国民党的政治支持，进入了大学校园。随着国民党实行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国统区各大专院校就日益成为国共斗争的重要场所。

这种校园中的政治纷争，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在不同时期围绕不同主题展开。其所掀起的各种风浪，局外人有时不易辨别，但其背后往往都是国共两大势力的较量。

1、西南联大的斗争情况

当时校园中的党派活动和斗争往往是通过学生社团的活动来体现的。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活动十分活跃，“学生组织的社团，多达数十种，堪称百花怒放，诸子争鸣”。其中左翼社团代表是“群社”，右翼社团代表则是三青团与“南针社”。

据当时一篇报导描述：

“在团体方面除了全体同学有一个学生自治会的统一的组织外，其他团体真是多得很：有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它主持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研究会、时局讨论会、青年话剧社…等。还有一个群社，是号召同学从消沉和散漫中建立起集体生活、集体学习的，…大概在学习、在生活两方面，群社是比较努力、健康，充满活泼年轻气息的团体”。

群社绝大部分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它成为中共地下党领导之下最为活跃的学生社团。群社创办了许多壁报，如《群声》、《腊月》、《热风》、《冬青》、《大家看》等，分别针对不同的对象，宣传抗战与民主，有时针对国民党、三青团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和论战。

上述壁报文笔犀利，图文并茂，吸引了联大及外校的许多师生。群社还成立了歌咏、演剧的组织，举办过月光会、郊游，还经常组织各种内容的报告会、辩论会、学术讲座，以吸引同学，扩大影响。群社中的学生骨干大都品学兼优、实心办事，在学生中具有很高威望。

曾有一名联大学生写道：“当时在校的同学，谁不能听到群社的歌声，谁不欢迎群社的笑容，谁又不受到群社集体学习的号召！”

据一位中共地下党干部回忆：

在一个时期内，“联大的（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大部分是通过群社的活动来体现的。在同学心目中，群社自然成为三青团的对立面，群社的各种活动使三青团的类似活动相形见绌。”

与群社相对立的是“南针社”，它是由阮隽钊等人于1939年成立的。

据创立人自述该社创立的宗旨：

“何以取名南针社？因为四千年前，我们始祖轩辕黄帝，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为大雾，军士昏迷，轩辕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我们这个社团，取名南针社，也就是效法轩辕一样，希望能指示当时理论上、思想上的迷津，拨开云雾，使青年们能走上一条堂堂正正的大道。所谓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这就是我们以南针名社的道理。南针社的宗旨：我们是一群爱国主义者所组成的社团，忠实的信仰三民主义。我们崇尚自由民主，提倡人道主义，尊重人权，反对纳粹思想，反对专制与独裁，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暴政。这就是我们南针社显明的宗旨。”

虽然创立者竭力否认“南针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外围，一切活动，受三民主义青年团之指导”的说法，但该社社员大多为三青团干部和团员，其思想言论也常与三青团互相呼应，所以它与三青团具有密切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三青团在南针社的协助下，也开展了一些课外活动以吸引学生和扩大影响。

姚从吾报告说：

“联大青年团已发展至自立阶段，团员已有一百八十余人（已宣誓者一零八人，余尚未正式宣誓），合作社、壁报、小规模之图书室，均相继成立。组训与服务工作，如读书会、话剧团、寒假环湖兵役宣传、步行团等，亦均随时举办，各有成就。”

1940年寒假，联大分团组织40余名学生，成立了“三青团主义青年团环湖兵役宣传队”，在城南环湖地区开展徒步宣传活动。宣传队在当地为民众歌唱爱国歌曲，举行中学讨论会，为不识字的军属代写书信。但由于内部派系矛盾及组织工作不佳，三青团举办的活动所获效果有限，其影响仍无法与群社的活动相比。

大学里尤其重视学习成绩，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其威信就比较高。左右两派都看到了这一点，并在学习方面展开了竞争。

一篇三青团团刊文章特别强调了学习成绩的重要性，指出“一级里面成绩能够到八十分以上的青年，是被公认为全级的高材生，被作为每个同学的好榜样，他可以得到光荣，得到同学的尊敬，…并且很自然会造成言论上、行动上的优越地位”。

因此该文主张：

“本团在学校方面吸收团员，除掉选择学业成绩优良的分子…外；团的同志，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在功课方面保持优良成绩，进而求得全级中的最高表现，这样，不仅可以保持本身在同学中的令誉，而且可以树立本团在学校青年中的信仰。”

但由于一些干部团员人团往往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三青团在这方面的成绩往往不够理想。

群社社员经常参加课外活动，为了保证学习成绩，他们建立了一种集体学习的制度。上同一课程的同学，互相帮助，规定每人应该看多少书，看完之后向大家报告，以供别人参考，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考试，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时间，在短时间内能学到许多东西，功课好的同学帮助成绩差的，大家共同提高。

据说这种集体学习方法屡见奇效，如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熊德基参加考试，门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名列全系第二。联大教授都惊叹他们的功课为什么如此好。哲学系金岳霖先生有一次向教授们说：“这些人平时不上课，考试时总是很好，真没有办法。”

据美国学者易社强称：

“在学习方面，三青团无法同群社相提并论，正如一位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校友后来所承认的，成绩最优秀的是思想独立的学生，其次是左派，三青团成员垫底。”

2、陈雪屏主导下的西南联大三青团

西南联大三青团分团主任一职，最初由国民党联大区分部书记长姚从吾兼任。姚从吾是联大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身兼多职，事务繁杂，颇思另选他人以分担团务工作。

他首先向朱家骅和康泽专函推荐联大分团书记裴笑衡，建议“此后联大团务即请依照新团章，不设主任，专设书记。分团之书记一职，即可请裴君担任，生亦可专心编辑中日战事史料会所计划之各种长编矣”。

但裴系大四学生，即将面临毕业分配，其资历威望亦不足以担当分团负责工作，分团主任人选必须在联大现任教授中寻找。

1941年康泽赴昆明期间，姚从吾又向康泽竭力推荐陈雪屏，称“教育系主任陈雪屏过去也是国民党员，现在是无党派的，他在联大教授中和学生中都有好感，如果能把他找出来负三青团的责任，那作用就更大”。

并且陪同康泽一起看望了陈雪屏。这是康泽和陈雪屏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康泽拉拢陈氏的一次重要努力。不久之后，陈雪屏就加入了三青团，并接替姚从吾担任西南联大分团主任，成为三青团在西南联大的核心人物。

陈雪屏(1902~1999)，江苏宜兴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讲授心理学。西南联大成立后，任心理学教授兼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在国民党内被认为属于朱家骅派，他在西南联大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人脉，擅长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由于本身的经历，他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知道在大学推行三青团团务，必须采取合适的方式，非常谨慎地加以推行，要避免各种强制性和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以免引起大学师生的反感。

据一位美国学者描述：“陈就像桥牌高手和围棋大师一样，从不轻易亮出底牌。”

陈雪屏所倡导的团务理念后来被称之为“学术至上的团务领导”，受到一些大学和教育界人士的欢迎。

一篇团刊文章宣称：

“学校团务的工作者，要有尊重别人意见的道德，…要有理性的战胜信念，去摈弃落伍的强制指导，…这里的领导，最好是会议领导，章则领导，通过民主的意志去执行业务，…我们应赞成那些学术至上的团务领导，如北大陈雪屏先生，声称凡不及格学生不得入青年团，这种优良高洁的作风，充分表明大学教育的优良性能。
每个团务工作者要明白革命的责任与义务，这里没有权利的攫取，勿为别人评你为政治棍子，在目前国内情势的变度上，学校团务的动态，应该团聚一部优秀青年，作安定学校的中坚，因为不良的学潮，会影响青年的学习，这并不是消极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建设，同时学校团务的活动，要会充分运用课暇时间，适当支配，…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要留意个人在学习中的地位，时时争取本身亦是个学生，若果一味强调积极活动，过度铺张，究竟为祸为福，尚难权衡。”

身为西南联大团务负责人，陈雪屏以其独特的风格，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个人形象，连左翼学生对他也说不上有什么恶感，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在一份左翼学生编辑的“教授介绍”中写道：

“陈（雪屏）先生很少对同学谈及政治问题，初会见陈先生的同学也决不能从某方面看出陈先生的政治立场。他教书明晰而有条理。陈先生的口才文章都为人赞赏，私人生活也很谨严。他鼓励同学应该多念书，…有时候，陈先生也告诉同学在读书之余不妨学学下围棋，玩桥牌，因为这些都颇有益身心。”

陈雪屏并非无为而治者，他为推行联大团务想方设法，竭尽心力。在他指导下，创办了《联大青年月刊》，并与左翼社团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

据一位团干回忆：

当时“为弘扬三民主义，特创刊《联大青年月刊》，由阮隽钊主编，该刊曾连续登载两篇文章，极有学术价值，博得朝野重视。一为由南针社举办之学术座谈会，请贺麟教授主讲‘知行合一’说，邹文靖纪录整理后，送交《联大青年月刊》发表，深为军委会侍从室陈布雷先生所重视，特函《联大青年月刊》索取全文参考。贺麟教授旋即被电请赴重庆讲学。一为陈雪屏教授所撰的《青年的志虑与思想问题》。陈先生根据心理学的观点，启发青年的意志，鼓舞青年的爱国进取精神，并为思想上徘徊歧途者指点迷津。陈雪屏教授此文在教育界发生极大的影响，但亦为左翼分子所畏忌，…熊德基在左派壁报上，发表了《我为青年们说话》，强词夺理，歪曲事实。于是所有的爱国社团所办的壁报，纷纷发表了《与共产党谈青年问题》等，因而发生了一场论战”。

关于这场论战，熊德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陈雪屏本是个‘名士派’，擅长书法，精于桥牌和围棋，他接任后表面上一如既往，实际上办法颇不少。针对1941年下半年联大校园死气沉沉的现状，他发起了一个大谈‘青年的志虑和思想’的运动，组织了一些教授在报纸上、在广播里大谈青年问题，有的说什么青年没有志气，只会闹事，有的说青年不关心国家大事，有的还以·悲天悯人’的导师面目出现，向青年宣扬‘效忠党团’的思想。”

为了进行反击，熊和其他同学一起创办了《春秋》壁报，发表文章和诗歌讽刺陈雪屏。

熊氏还以《对话篇佚文》为题，假托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遇见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苏格拉底恭维黑格尔说：“我是个卑贱的士兵，尊贵的教授，您是普鲁士国王的座上贵客，怎么配和您谈话呢？”对此联大师生都能明白，这是影射被蒋介石请去重庆讲学的某教授的。

陈雪屏还计划在暑期选择适宜地点，办一规模较大的夏令营，以期扩大联大三青团组织，同时拟约联大教授、助教参加，进行训导，以便国民党党部藉此吸收新党员，加强党团配合。

此后，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办的《国民日报》，改由三青团云南支团书记裴存藩继任社长，裴邀请陈雪屏代为主持，对该报进行革新。陈雪屏细心筹划，决定组织一编辑委员会，邀请联大教授担任；增加《当代文艺》、《当代生活》两副刊，每周刊登一次，亦由联大党团员、助教担任；增设特约星期论文，尽量容纳联大教授、校外学者“有利于党国之言论”。

如此可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此后《国民日报》可以与昆明《中央日报》、《扫荡报》配合，共同领导西南之舆论。第二，可以与《当代评论》、《人文学报》提携，增进联大党中干部同志对党务、学术、政治之兴趣，并可辅助解决一部分同志生活维持之困难。第三，可以左右青年活动之趋向，加强党员、团员对文艺、政治之认识。”

3、左、右两派势力的龃龉

陈雪屏所做的上述事情，被认为是“任劳任怨，不居名利”，“对联大与云南之党务、团务贡献甚大”。据说在陈雪屏的领导下，联大团务有所起色，进入了“联大青年团的鼎盛时期”。

争夺对学生自治会的控制权，是当时国共双方在各大学斗争的焦点之一，它对影响学校内部各方力量对比具有关键作用，故引起双方的高度关注：“在联大，地下党同三青团之间的斗争，主要在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1938年底，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后，开始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左翼学生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三青团的代表协商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事宜，在征得学校同意后，成立了筹备小组，讨论起草学生自治会章程草案，后经学校批准公布。

章程规定：

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各系各年级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组成。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自治会主席、副主席；选举干事会主席、副主席和干事十数人；选举评议会主席、副主席和若干评议委员。学生自治会的宗旨是：促进学生自治，练习组织，协助学校共谋学校团体生活之健全。学生自治会可以代表学生向学校提出有关学生利益的要求，可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系；在必要时，可以对时局发表意见和声明。

干事会是学生自治会的最高执行机构，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同学的需要，举办各种活动，处理有关学习、生活问题和活动方面的问题。评议委员会负责监察工作，有弹劾权，查核收支簿据等。

当时联大同学中存在左、中、右三种力量。进步力量（左翼）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群社成员；右翼力量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受其影响的学生；中间力量则是游离于两者之间的广大学生。学生自治会最初成立时，其组成主要由左、右两派骨干进行协商和谈判。

对于广大中间同学，左、右两派都不能忽视，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以求取得选举中的优势，从而掌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每届学生自治会代表的选举，就成为左、右两派的激烈竞争。

在西南联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选举时，国民党、三青团方面略占优势，代表大会主席由国民党员担任，干事会主席也由国民党员担任，干事会干事也大都是三青团员，左派学生只有三人担任干事。第二届学生自治会选举，左右两方面的力量旗鼓相当，自治会主席由国民党员担任，干事会主席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副主席则由三青团员担任。

1940年秋，举行第三届学生自治会选举，此时左派力量已有相当发展，主动联合中间学生，与国民党、三青团方面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选举结果左派学生出任自治会主席，副主席左、右派各占一名；左派学生担任干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干事中也有六名左派学生。这届学生会为联大学生做了许多工作，获得学生的好评。

总的来说，在前几届学生自治会中，左、右两派力量大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一篇文章这样概括说：

“由（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春季，自治会干事及评议会大体均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群社、联大基督团契三团体份子组成，三青团员多任正主席，群社社员多任评议会召集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国统区，左翼学生骨干撤离学校，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遂为三青团完全控制，“此时自治会工作更趋沉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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