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美国驻华公使，为何能成为中国外交重臣，还帮中国收回国权

蒲安臣，一个做了中国外交重臣的美国人

现在总在说对外开放，也总有人说，满清的腐朽和封闭，但是，满清时期没有开放吗？这个人物故事还是有说服力的。

他的中文名字叫蒲安臣。

有一位大作家，我们小时候读他的小说，他是马克·吐温，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当过排字工人和水手，生活的阅历使他对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幽默和讽刺是他的写作特点。他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是我们小时候的必读。

2006年，马克·吐温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6名。

马克·吐温是蒲安臣的好朋友，他对蒲安臣的评价是，“蒲安臣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了国界，他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评价很高，为什么？

大清的统治者原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没有外交的概念，只有万国来朝。直到被洋枪洋炮打疼了，才在1861年成立主管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尝试派出考察团，接受外国驻华使馆。

在这之前，大清对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们把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叫做“夷”。

“夷”这个字写法，是“大”和“弓”。所以，汉语里面讲夷平某某地，就是用武力去征服某个地方。同时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惯用弓箭，所以“夷”就成了少数民族的一个代名词，叫“夷蛮之地”，后来，中外交流多了，外国人也被称作夷。本来也没什么，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到中国来的多了，他们有的翻译官把这个“夷”字和英语中的“野蛮人”对应起来，认为中国人是用这个字来贬低外国人。

一旦他们到了中国，就会感受到这种蔑视。

典型的案例是马嘎尔尼的访华。

英国非常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希望打开这个市场。他们在1793年派马嘎尔尼作为特使访问中国，理由是为乾隆皇帝祝寿。

马嘎尔尼是大人物，他曾任英国驻俄公使，与俄国签订了十分有利于英国的商务条约。以后又历任格林纳达总督和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让马戛尔尼带去了给乾隆帝的一封国书：

我，乔治三世代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祝中国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只有您才配治理天下万万年。

我知道中国的地方太大，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国，就连外国，都要您去保护，这些国家都心悦诚服，皇上您太操劳了。

如今全球各国都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大皇帝统治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所有人都心服赞美，所以我也越来越神往。皇上，今年是您的八十大寿，我向您进献贡品，盼您能体恤我们。

好谦恭的一封信。

其实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翻译的，为了让皇上看了高兴。今天中国也有这样的翻译技巧。

实际上英国国王的用辞当然是非常严谨的，但还不至于谦逊到这种程度。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是前来祝寿的，“具表纳贡”，实属好事。为此他连颁数道谕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他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还向使团提供丰富的免费的食物供应。

1793年6月19日，英国人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在中国，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除了礼品改成贡品，还有一件让英国人更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会面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英国人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因双方记载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但是这场礼仪之争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很多时候，形式是会影响内容的。

到蒲安臣使华德时候，已经过去了60年，中国也开始了变化。

和老迈的中国相比，年轻的美国正在崛起，虽然在这片新兴的土地上正在进行南北战争，但这也是新生战胜腐朽的战争。新老的融合也给大清带来了一些活力。其中的传奇人物，是蒲安臣。

1861年3月22日，上任不久的林肯总统任命不到40岁的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但是，他被奥地利政府拒绝了，理由是他同情匈牙利革命。这时候，他赴任走到了巴黎。进也不行退也不行，还是林肯总统帮他，因为在总统大选时，蒲安臣不遗余力地为林肯出力了。总统改派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任期六年。在这之前，没有一位美国专员或公使在华生活超过两年。

也算是因祸得福，驻华公使这个岗位无疑比驻奥地利重要，而且，他得到了扬名全世界的重要机会。

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到了1867年的11月。

蒲安臣是典型的美国精英，先后毕业于名校密歇根和哈佛大学。毕业后先当律师，再当马萨诸塞州参议院和联邦众议员。更为重要的，他还是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因为美国大选的吸引眼球，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似乎被世界上很多人熟知了。

那时候的美国，对神秘的东方古国很有向往。美国独立后，派出两条船，一条到英国，就是他们的母国，报出生，一条到中国，希望和中国做生意。

1861年10月，蒲安臣乘“Overland”号轮船抵达当时的美国驻华使馆所在地澳门。他希望尽快赶到北京。但是，由于进入冬季，交通不便，他不得不在华南和华中逗留了半年。善于学习的他利用这半年时间熟悉了许多中国的事情，对于当时正处在太平军威胁下的宁波和上海这样一些重要口岸的形势也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他得出了应当尽可能地支持清王朝的结论。

蒲安臣到北京后，积极执行和中国的友好和“合作政策”。

他与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W.A.Bruce)、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J. F.G.Berthemy)，以及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L.TH. Baluzeck)，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多次详谈。英法俄美都已通过条约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太平天国运动使列强意识到，一个表面统一的中国比动荡分裂的中国更能让他们的既得利益得以保障。四位公使的名字都有字母“B”，简称“四B”，他们自称是“中国安全委员会”。

蒲安臣的“合作政策”有来自领导的指示。

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1862年3月6日给蒲安臣的信里说：“在不损害美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情况下，和友国交往中尤其避免帮助、鼓励、支持、煽动对清政府的叛乱。英、法在中国的大使有租界和海军的支持，不幸的是，你没有。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和英、法一致的，因此，除特殊原因外，你要和英、法合作。”

西华德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保护列强之间的平等贸易权利以及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西华德相信美国道德至高点“使美国根本无需使用武力”。

蒲安臣的想法和西华德完全一致。他在1863年6月20日写给西华德一封长信道：“在保证美国条约权利的情况下，美国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

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遇到各种障碍还是各方指责，亦或是霸凌中国的诱惑，蒲安臣的态度始终如一。

当然，除了领导的指示，还有蒲安臣自己的思想基础。

蒲安臣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5月22日，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用手杖把参议员萨姆纳(Charles Sumner)打成重伤。原因是三天前，萨姆纳声讨南方蓄奴主义者在堪萨斯制造的暴乱，尖锐地谴责了布鲁克斯的堂兄，参议员巴特勒（Andrew Butler）。三天后，在参议院大厅内，布鲁克斯就把萨姆纳打得不省人事，手杖打成两截。布鲁克斯并没有因为此举受到众议院谴责，俨然成了南方蓄奴主义者的英雄。蒲安臣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痛骂布鲁克斯，布鲁克斯旋即向蒲安臣下了决斗战书。蒲安臣马上应战，选择使用步枪，决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一侧与之决斗，以避开美国禁止决斗的法律。布鲁克斯没料到蒲安臣会欣然同意，又得知他是出了名的神抢手。结果布鲁克斯没敢去决斗，不战而退。经由此事，蒲安臣名声大振成为废奴主义者的英雄。为了纪念蒲安臣废奴的努力，堪萨斯把铁路旁的一个小镇，以蒲安臣命名。

这种道德责任感，在蒲安臣身上表现很明显，所以，他反感以强欺弱，用武力使中国让步，加之列强各国都对战争产生疲态，所以，合作政策实施得很顺利。蒲安臣做了好几件让清政府留下好印象的事情。

比如，1862年夏，清朝和法国发生外交摩擦，清廷重臣文祥请蒲安臣推荐一部在当时西方国家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蒲安臣提到了惠顿著的《万国公法》。当蒲安臣得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P. Matin)正在翻译这本书时，就把丁韪良和他的译稿介绍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同意协助编译并拨付500两白银资助出版，恭亲王还派出了4名精通中文的章京协助润色文稿。1864年春，普鲁士在中国海域扣留丹麦商船，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认为“外国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中国之权，于中国大有关系”。因为它不但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从而有理有据地把这场外交纠纷顺利解决。这件事让清政府意识到国际法知识的重要性。很快此书就在1864年冬，由丁韪良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丁韪良在《万国公法》的英文题献中写下了蒲安臣的名字。

再比如，1862年1月清政府从英国购买来的6艘军舰、2艘供应船，用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3年舰队到了天津却成了英国人李泰国的私有舰队，根本不听清政府的指挥。李泰国的父亲是英国第一任驻广州总领事，他十岁就被父亲带到了中国，成为中国通，担任了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

李泰国有野心，他要求清政府接受他和舰队司令阿斯本签订的合同。按照这个合同，这支阿斯本舰队成了英国控制中国兵权的 “英中联合舰队” ，也成了中国内部权贵角力的重要砝码。

蒲安臣很早就注意到这支舰队的动向，他向恭亲王咨询过此事，在给美国的公文中也报告过此事。蒲安臣写到：“事实是，舰队不符合中国人的需要，其中一艘是世界上最快的，所有舰船都比其他同类先进。我很奇怪清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刻拒绝协议”。最后清政府按蒲安臣的建议，拍卖船只，解散舰队，支付巨额遣散费，结束了靠外国人建立海防的梦想。清政府却为此白白消耗了67万两白银。后来，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取代李泰国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

这件事情让蒲安臣大伤脑筋，1863年11月7日在给西华德的公文中，蒲安臣说这件事情是他来中国以后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

处理这些事情，蒲安臣的耐心、理智、及对全局的认知和把控，以及对中国的友好，都给清政府的总理衙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蒲安臣当然也颇为得意，他在1867年4月10日给西华德的信里展现了“合作政策”的成果：“传教得到扩展，贸易增加了三倍，科技人员被聘请，惠顿的《国际法》被翻译和采用，军事教育被采纳，近一百人为中国机构服务”。

1867年，蒲安臣任满即将回国。在恭亲王奕䜣为他举行的送别晚宴上，军机大臣文祥提议他代表中国出访列强。

恭亲王和文祥都是大人物。恭亲王外号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弟弟，行六，人聪明，鬼点子多，又常和洋人打交道，得了这个绰号。

文祥姓瓜尔佳，这是满族八大姓之一，辛亥革命后改为关，例如抗日名将关向应、歌唱家关牧村等，都是这一支的。文祥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有任职履历，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在外交、教育、练兵、海防、塞防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同治年间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蒲安臣以为这个提议只是句玩笑话。但是第二天蒲安臣就被告知，清政府是认真的，请他展期离开。

当然，这不是他们自作主张，而是他请示朝廷同意以后的打算。恭亲王和文祥的话还是在慈禧老佛爷那里有分量的。其实，那个时候慈禧刚刚守寡六年，岁数也就是三十出头，算不上“老佛爷”。

文祥对蒲安臣说，简而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说的更形象：如果一名公使能为两个国家服务，我们将很高兴请你做我们的公使。

蒲安臣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是他外交生涯的又一次突破。不过，他还是听取了另外一位老资格的清朝官员，不过也是洋大人，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赫德这时已经是清朝廷的三品大员。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

赫德当然赞成普安臣也能够加入清朝的外交队伍。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