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有一苏联医生于库伦(现称乌兰巴托)的街上漫步,返回后暗自在笔记中记载,每十个牧民之中有一个脸部塌陷如同被斧头削平的山丘,他所言并非麻风病,乃是梅毒三期最为厉害的模样,也就是鼻软骨被侵蚀后留下的空洞,当地人称很多人为“马阿日格”,即“无鼻者”
清朝时期,旅蒙商队带来茶叶与布匹,也捎来梅毒螺旋体。牧民用皮子换取烧酒,部分交易于蒙古包里开展。记得档案中提及,1912年外蒙宣布“独立”之后,俄国顾问数量多,医疗队数量少。于是梅毒便伴随混乱的政局扎下了根。如此看来梅毒在草原上肆虐早有伏笔
我认为草原游牧生活成为了梅毒的温床,一家人共用鼻烟壶,喇给信徒行“圣水礼”时还共用银碗,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传播链条,更不用说那时蒙古王公喜爱娶好几个老婆,梅毒在贵族之间传播之后就蔓延到牧民头上了
1926年的现实可谓相当惨烈。其后有医生回忆,彼时牧区中几乎难以见到健全的儿童,孕妇出现流产、死胎的情况是常见之事,存活下来的孩子里有三分之一眼睛如同蒙了一层奶皮一般呈现浑浊状态。鄂温克旗有一位老猎人,原本是部落里最为出色的射手,后来梅毒侵蚀了骨骼,拉弓的时候肩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最终连驯鹿都无法追上了
奇怪了,彼时喇庙内存在一种颇为怪异的疗法,即用水银混合狼血涂抹于溃烂之处,该物之毒性较梅毒更甚,众多患者还未等鼻子溃烂完毕便先出现汞中毒情况。苏联医学队后续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引进青霉素之前,蒙古梅毒的死亡率达到了染病人数的30%。
草原的“驱梅”行动是后话,1926年很多在风沙里徘徊的“无鼻人”,成为旧时代残酷的一页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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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呼伦贝尔盟卫生志》
《蒙古地区性病防治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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